第12章 周公摄政与制度奠基

周武王克商后仅两年余便去世，留下年幼的成王和初定未稳的周人政权。这一突然的权力真空使新生的西周王朝面临严峻考验：如何维持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如何协调周人贵族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如何在殷商遗民中确立新的统治秩序？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周公旦以摄政身份主持国政，通过平定叛乱、稳定政权和制度创制，为西周政治制度的成熟奠定了决定性基础。本章将依次考察三监之乱与东征、周公摄政称王争议、以及制礼作乐与制度创设三个核心问题，以揭示周公摄政时期在制度层面的关键贡献。

12.1 三监之乱与东征

12.1.1 三监之乱的背景与爆发

武王克商之后，周人对殷商故地的统治采取了“以殷治殷”的权宜之策。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武王“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同时“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这一安排形成了所谓“三监”体制：武庚（禄父）被保留为殷商后裔，继续主持商人的祭祀活动，以安抚殷遗民的情绪；而管叔、蔡叔、霍叔三位武王之弟则分别驻扎在殷商故地的东、北、西三面，负有监视武庚、控制殷遗民的责任。

然而，这种分权制衡的安排本身就蕴含着内在的不稳定性。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三监之乱爆发的深层原因主要来自两个层面：其一，管叔、蔡叔作为武王之弟，在宗法序列中地位高于周公旦，却未能获得摄政之权，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权力失衡感。据《史记·管蔡世家》记载：“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可见，管叔、蔡叔对周公摄政的合法性持强烈质疑态度，认为周公“专王室”是对成王权力的侵夺。

其二，武庚作为殷商后裔，始终怀有恢复商朝统治的政治抱负。武王克商后，周人虽然保留了武庚的祭祀权，但实质上已将其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对于武庚而言，周人内部的权力分裂无疑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复国契机。因此，当管叔、蔡叔主动联络武庚时，双方迅速达成了政治同盟，形成了以“反周复商”为旗号的叛乱联盟。

关于三监之乱爆发的时间，学界存在不同看法。传统文献记载多认为发生在武王去世、成王即位之初。但根据《尚书·金縢》的记载，周公在武王病重时曾“植璧秉珪”祈祷，愿以身代武王之死，此事发生在武王去世之前。因此，周公摄政与三监之乱的时间顺序需要重新审视。当代学者杨宽在《西周史》中指出，三监之乱很可能发生在武王去世后不久，甚至可能在武王去世前就已开始酝酿。这一判断基于对《逸周书·度邑解》中武王临终前对周公“汝惟朕达弟”嘱托的分析，认为武王对管叔、蔡叔的不安已有预见。

12.1.2 东征的战略过程

面对三监之乱的严峻形势，周公采取了果断的军事行动。据《尚书·大诰》记载，周公在出征前曾召集诸侯、群臣举行军事会议，讨论东征的必要性。在这次会议上，“王若曰：……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周公以“天命”为号召，强调周人统治的正统性不容动摇，从而统一了周人贵族集团的思想认识。

东征的战略部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平定管叔、蔡叔的直接叛乱。周公率军首先进攻管叔的封地管（今河南郑州一带），管叔兵败被杀。随后，周军转向蔡叔的封地蔡（今河南上蔡一带），蔡叔被俘后流放。据《史记·管蔡世家》记载：“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这一处置体现了周公在军事打击后对叛乱者的分化处理：首恶管叔被诛杀，从犯蔡叔被流放，既维护了宗法秩序，又避免了过度株连造成贵族集团内部的不稳定。

第二阶段是平定武庚的叛乱。武庚在管叔、蔡叔兵败后，退守殷商故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一带），与东夷诸部落联合抵抗周军。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这表明参与叛乱的势力不仅包括殷商遗民，还包括东夷、徐夷、奄国等东方部落。周公遂发动大规模东征，先后攻灭武庚、徐、奄等十七国。这一阶段的战争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远超最初的预期。

第三阶段是安抚与重建。东征胜利后，周公并未采取简单的镇压政策，而是进行了系统的政治安排。首先，将殷商遗民迁往洛邑（成周），置于周人的直接控制之下。据《尚书·多士》记载：“王曰：……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这一迁徙措施从根本上瓦解了殷商遗民在故地集结反抗的能力。其次，周公对参与叛乱的其他部落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如将奄国贵族迁往薄姑（今山东博兴一带），以削弱其与殷商遗民的联系。

12.1.3 东征的政治意义

三监之乱的平定与东征的胜利，对西周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政治军事层面而言，东征巩固了周人对东方地区的统治，将周人的政治势力从关中地区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平原。这一地理空间的扩展，为后续分封制度的全面推行提供了现实基础。正如李峰在《西周的灭亡》中所论，东征之后周人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如何征服”，而是“如何治理”广袤的东方领土。

从制度层面而言，东征的经验促使周公深刻认识到权力分散与中央控制之间的张力。三监之乱的根源在于，武王将东方地区的控制权分散给多个兄弟，却未能建立有效的协调与监督机制。因此，东征后周公在制度设计上更加强调中央的权威，并通过营建东都洛邑、建立“成周八师”等举措，将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在东方腹地，从而实现了对东方地区的直接控制。这一制度创新为西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军事基础。

从意识形态层面而言，东征的过程也是对“天命”观念的一次重要实践检验。周公在《大诰》中反复强调“天命靡常”，但周人之所以能获得天命，是因为文王、武王的德行。因此，平定三监之乱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维护“天命”正义性的政治行动。这一论证逻辑，将武力征服与道德正当性紧密结合起来，为周人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撑。

12.2 周公摄政称王争议

12.2.1 问题的提出与争议焦点

周公摄政期间是否曾经“称王”，是西周政治制度史研究中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核心问题。这一争议的焦点在于：周公在辅佐成王处理国政时，是仅以“摄政”身份代行天子之权，还是事实上已经登基称王？如果周公确实称王，那么这一行为是否符合周人的宗法制度与政治传统？如果未称王，那么文献中出现的“周公践天子之位”“周公南面而立”等记载又应如何理解？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首先来自史料本身的歧异。先秦文献中对周公摄政时期的记载存在明显差异。一部分文献如《尚书·金縢》称周公为“公”，《尚书·大诰》则首称“王若曰”，《尚书·康诰》同样以“王若曰”开头。对于《大诰》和《康诰》中的“王”究竟指成王还是周公，历代经学家聚讼纷纭。汉代经学家郑玄认为《大诰》中的“王”指周公，理由是成王当时年幼，不能亲自主持重大的军事会议；而清代学者孙星衍则主张“王”指成王，周公仅是代成王宣命。

金文材料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了“王”与“公”并称的现象。例如，著名的“何尊”铭文记载：“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铭文中明确提到“王”在成周举行典礼并训诰宗小子。根据器物的形制与纹饰特征，学界多将何尊定为成王时期所作。然而，有学者指出，何尊铭文中的“王”未必是成王，也可能是周公，因为“初迁宅于成周”的举措更符合周公营建洛邑的历史记载。

12.2.2 称王说的主要论据

主张周公曾经称王的学者，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证。首先，从文献记载来看，《史记·周本纪》明确记载：“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践阼”一词在先秦语境中专指天子即位登基，而非泛指代理政事。此外，《礼记·明堂位》记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践天子之位”的表述，进一步强化了周公曾经占据天子之位的判断。

其次，从金文材料来看，部分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中的“王”难以用成王来解释。例如，“小臣单觯”铭文记载：“王后返，克商。在成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铭文中的“王”与“周公”同时出现，且“王”的地位显然在周公之上。如果这里的“王”是成王，那么成王当时年仅十余岁，不可能亲自指挥“克商”的军事行动。因此，有学者认为此处的“王”应指周公。

再次，从政治逻辑的角度分析，周公摄政时期面临三监之乱和东夷叛乱的双重挑战，如果周公仅以“摄政”身份而非正式“王”的身份统率军队，其在诸侯和贵族中的权威可能受到质疑。特别是在周人宗法制度中，只有天子才有权调动诸侯军队、举行重大祭祀仪式。因此，周公为了有效行使权力，可能不得不采取“称王”的形式，以获得与天子同等的政治权威。正如顾颉刚在《周公摄政称王考》中所论：“周公之摄政，非代成王行事，乃代成王为王也。”

12.2.3 非称王说的主要论据

反对周公称王的学者同样提出了有力的论证。首先，从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来看，周人确立了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天子之位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周公作为武王之弟，在宗法序列中属于“别子”，不具备继承王位的资格。如果周公真的称王，将严重违背周人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与周公本人“制礼作乐”的历史形象存在根本矛盾。正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强调的：“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周公不可能在确立宗法制度的同时又公然违反这一制度。

其次，从文献记载的细致分析来看，《尚书》各篇中出现的“王若曰”是否一定指周公，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周公作为摄政者，代成王宣读诰命，因此在形式上仍然以“王”的口吻行文。这种“代王宣命”的制度在后世也有类似实践，如汉代霍光辅政时期，诏书仍以皇帝名义发布。因此，《大诰》《康诰》中的“王若曰”完全可以理解为周公代成王发布的诏命，而非周公本人的自称。

再次，从金文材料的系统分析来看，虽然部分铭文中出现了“王”与“周公”并称的现象，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周公曾经称王。例如，“小臣单觯”铭文中的“王”仍可能指成王，因为“王后返，克商”中的“克商”并非指周公亲自出征，而是指周军平定东方叛乱的军事行动，成王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其“王”的地位并不因年龄幼小而改变。此外，在“何尊”铭文中，训诰的对象是“宗小子”，即周人宗族中的年轻贵族，这一场合由成王亲自训诰，也有助于培养成王作为天子的权威形象。

12.2.4 折中观点与历史评价

面对称王说与非称王说的尖锐对立，部分学者提出了折中性的解释。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周公在摄政期间可能采取了某种“王”与“公”并存的双重身份。在政治实践中，周公以“王”的身份发号施令、统率军队、主持祭祀，但在宗法谱系和正式文书中，周公仍然保留“公”的身份，并未正式废除成王的王位。这种“权宜称王”的做法，既适应了特殊时期集中权力的现实需要，又在形式上维护了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从制度演进的角度看，周公摄政时期形成的“王权过渡”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周公在成王成年后“返政成王”的举动，确立了“摄政—归政”的基本范式，为后世权臣辅政提供了制度模板。另一方面，周公始终没有正式废除成王的王位，这一做法强化了宗法继承制的神圣性，避免了因王位继承问题引发的长期政治动荡。正如《尚书·洛诰》所记载的周公对成王的告诫：“王伻殷乃承叙万年，其永观朕子怀德。”这表明周公始终将成王视为合法的统治者，自己只是代为治理的“摄政者”。

综合以上分析，周公在摄政期间是否“称王”的问题，可能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明确的答案。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周公确实行使了天子的全部权力，包括统率军队、主持祭祀、发布诰命等，在事实上处于“王”的地位。但从制度规范的角度看，周公始终没有正式废除成王的王位，成王在名义上仍然是周人的最高统治者。这种事实与名义之间的张力，恰恰反映了西周初期政治制度从草创走向成熟过程中的过渡性特征。

12.3 制礼作乐与制度创设

12.3.1 制礼作乐的历史背景

“制礼作乐”是周公摄政时期最重要的制度贡献之一，也是西周政治制度成熟的核心标志。据《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一时间序列揭示了周公制度创举与政治实践的内在逻辑：在平定三监之乱、巩固军事控制之后，周公将工作重心转向制度建设，通过礼乐制度的系统建构，为西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

礼乐制度的创设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商代礼乐传统基础上的系统性改造与创新。商代已有一套较为完备的祭祀礼仪和等级规范，如《礼记·表记》所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继承了商代的部分礼仪形式，但对其内涵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商人的礼制以神权为核心，强调对祖先和鬼神的敬畏；而周人的礼制则以宗法为核心，强调血缘亲疏和等级秩序。这一转变意味着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从“神权”转向“宗法”，是西周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突破。

12.3.2 礼乐制度的核心内容

周公制礼作乐的核心内容，可以从“礼”与“乐”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礼制方面，主要包括宗庙祭祀制度、丧服制度、朝聘制度、册命制度、乡饮酒礼、射礼等一整套规范社会行为和政治活动的礼仪体系。乐制方面，则包括与各种礼仪活动相配合的乐舞制度，如《大武》《大韶》等大型乐舞的编排与使用规范。

在宗庙祭祀制度方面，周公确立了“天子七庙”的等级规范。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一制度以血缘亲疏为原则，将祭祀权与政治等级紧密结合。天子可以祭祀七代祖先，诸侯只能祭祀五代祖先，以此类推。这种层级化的祭祀制度，不仅规范了宗族内部的祭祀活动，更通过祭祀权的等级分配强化了宗法等级秩序。

在丧服制度方面，周公确立了以“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为核心的五服制度。据《仪礼·丧服》记载，五服制度根据服丧者与死者之间的血缘亲疏关系，规定了不同的丧服质地、丧期长短和服丧行为规范。例如，儿子为父亲服丧需穿粗麻布制成的“斩衰”丧服，服丧期三年；而侄子为叔父服丧只需穿细麻布制成的“缌麻”丧服，服丧期三个月。这一制度将宗法血缘关系量化为具体的礼仪规范，使抽象的宗法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日常行为准则。

在册命制度方面，周公确立了天子册命诸侯、卿大夫的正式礼仪程序。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册命仪式一般在太庙举行，天子将象征权力的册命文书、圭璧、车服等赐予受命者，受命者则需行跪拜之礼，以示对天子的臣服。这一制度将政治权力的授予纳入宗教礼仪的框架，使每一次权力更替都获得神圣的合法性。

在乐舞制度方面，周公创制了与礼仪活动相配合的乐舞体系。据《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大司乐负责“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这些乐舞各有特定的使用场合：如《大武》为武王伐纣的颂歌，用于祭祀武王；《大韶》为舜帝之乐，用于祭祀天地。乐舞的规模与等级挂钩，天子用八佾（八行八列，共六十四人），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孔子后来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是基于乐舞制度的等级规范。

12.3.3 礼乐制度的政治功能

礼乐制度之所以被周公视为治国之本，在于其具有多重政治功能。首先，礼乐制度实现了社会等级秩序的规范化。通过礼仪规范，将宗法血缘关系转化为明确的政治等级，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在礼制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种等级秩序的确立，有效避免了因权力边界模糊而引发的政治冲突。

其次，礼乐制度实现了政治权力的神圣化。通过将祭祀仪式与政治活动紧密结合，使每一次政治行为都获得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天子的册命仪式在太庙举行，诸侯的朝觐仪式在明堂举行，这些礼仪活动都将政治权力的来源追溯到“天命”和“祖先”，从而强化了政权的合法性。

再次，礼乐制度实现了社会控制的内化。与刑法等外在强制手段不同，礼乐制度通过仪式化的行为规范，将社会秩序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正如《礼记·乐记》所言：“乐者，通伦理者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通过持续的礼仪训练和乐舞熏陶，社会成员逐渐形成对等级秩序的自觉认同，从而实现了“不令而行，不怒而威”的治理效果。

表12-1 西周礼乐制度的主要类型与政治功能

（来源：据《礼记》《仪礼》《周礼》等先秦文献编制）

12.3.4 制礼作乐的历史影响

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远远超越了两周之际的特定历史时期。从西周政治制度演进的角度看，礼乐制度的建立标志着西周政治从“武力征服”转向“文治教化”。在武王克商和周公东征时期，周人的统治主要依赖军事力量；而礼乐制度的推行，使周人获得了超越武力的文化软实力。通过礼仪规范和文化教化，周人将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民众整合到统一的文明秩序之中，实现了“天下归心”的政治理想。

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看，周公制礼作乐开创了“以礼治国”的政治传统。后世儒家将周公尊为“圣人”，并将礼乐制度视为理想政治秩序的蓝本。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赞叹，正是对周公礼乐之治的高度肯定。秦汉以后，虽然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礼乐制度的核心原则——以等级规范维护社会秩序、以文化教化实现政治整合——始终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从制度创新的方法论角度看，周公制礼作乐体现了“因革损益”的制度设计智慧。周公并非完全抛弃商代的礼乐传统，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改造。这种“损益”式创新，既避免了全盘否定传统带来的文化断裂，又实现了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升级。正如《论语·为政》所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公的制礼作乐，正是这种“因革损益”方法的典范。

12.4 周公摄政时期的其他制度创设

12.4.1 营建东都洛邑

营建东都洛邑（成周）是周公摄政时期另一项重要的制度性举措。据《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向成王建议：“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周公通过占卜确定洛邑的位置，表明这一决策具有神圣的合法性。

洛邑的营建具有多重战略意义。其一，洛邑地处“天下之中”，便于控制四方。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洛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雒、伊”，地理位置优越，便于周人中央政府对东方地区的军事控制和政治管理。其二，洛邑的建立使西周王朝形成了“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双都并立的格局，宗周为政治文化中心，成周为军事控制中心，二者相互配合，共同维系着对广袤领土的有效统治。其三，洛邑成为安置殷商遗民的重要据点，将潜在的叛乱力量置于周人直接监视之下，从根本上瓦解了殷商遗民在东方地区形成反叛联盟的可能性。

12.4.2 军事制度的调整

东征的经验促使周公对西周军事制度进行了重要调整。首先，在成周建立了“成周八师”（又称“殷八师”），作为驻守东方地区的常备军。据“小臣单觯”“禹鼎”等青铜器铭文记载，成周八师的规模约为两万人，由周人贵族担任指挥官，士兵则主要来自周人宗族成员和部分“野人”（非周人族群）。这一军事部署使周人在东方地区拥有了独立的军事力量，不再完全依赖诸侯的军队。

其次，周公对“西六师”的编制进行了调整。西六师是驻守在宗周地区的周人主力军队，主要负责保卫王畿和征伐西方、北方的戎狄部落。通过调整西六师的编制和指挥体系，周公建立了更加有效的军事指挥系统，使周人能够快速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军事威胁。

再次，周公确立了“师氏”制度，将军事指挥权与宗法等级紧密结合。据《周礼·夏官·司马》记载：“师氏掌以媺诏王……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师氏既是军事指挥官，又是贵族子弟的教育者，通过军事训练与礼仪教化的结合，培养具有军事素养和政治忠诚的贵族阶层。

12.4.3 行政体系的完善

在行政制度方面，周公对西周中央官制进行了系统化改革。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周公确立了“六官”体制：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礼，夏官司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考工记掌邦事。虽然《周礼》成书时间较晚，学界对其反映的是西周制度还是战国理想存在争议，但其中关于官制的基本框架，仍可视为对西周中期以后官制演变的一种概括性描述。

从金文材料来看，西周早期确实出现了较为系统的官职设置。如“太保”“太师”“太史”三公制度，以及“司土（司徒）”“司马”“司工（司空）”三有司制度，在成康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已频繁出现。例如，“大盂鼎”铭文记载：“王曰：……今余唯命汝盂，绍荣，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铭文中提到的“荣”即为西周早期的重臣，其地位相当于“司徒”。这些官职的设置，表明西周早期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行政体系。

12.5 本章小结

周公摄政时期（约公元前1042—前1035年）是西周政治制度形成的关键阶段。通过对三监之乱的平定，周公巩固了周人对东方地区的统治，为后续制度创设奠定了政治基础。通过对摄政称王争议的考察，可以看到周公在权力集中与宗法规范之间的谨慎平衡，这种平衡体现了西周初期政治制度的过渡性特征。而制礼作乐的系统工程，则标志着西周政治从“武力征服”向“文治教化”的转型，礼乐制度的核心原则——以等级规范维护社会秩序、以文化教化实现政治整合——成为此后数千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周公摄政时期的制度创设，不仅解决了西周初期面临的现实政治危机，更为西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障。成康之际之所以能够出现“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盛世景象，正是建立在周公制度奠基的基础之上。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周公制礼作乐所开创的“以礼治国”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