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厉王专利与国人暴动

西周中期积累的社会矛盾，至厉王时期集中爆发。厉王推行的专利政策，将山林川泽之利收归王室，直接触犯了以“国人”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从而引发了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这一事件不仅导致厉王本人出奔于彘，更开启了“共和行政”这一特殊的政治过渡时期。本章将依次分析厉王专利政策的经济背景与实质、国人暴动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并对共和行政的性质进行深入辨析。

15.1 厉王的专利政策：经济集权与利益冲突

15.1.1 “专利”概念的历史语境

“专利”一词，在西周文献中特指对特定经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据《国语·周语》及《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任用“好利”的荣夷公为卿士，推行专利政策。芮良夫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今王学专利，其可乎！”这段谏辞揭示了专利的核心内涵：将原本由社会共享的“百物之所生”与“天地之所载”的资源，收归王室独占。

从经济史的角度审视，西周初年确立的土地制度，仅将已开垦的农田纳入王室的直接控制体系，而广大的山林川泽则长期处于“任人利用”的状态。孟子曾描述古时“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种对山林川泽资源的开放性利用，构成了西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重要基础。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山林川泽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其资源属性也逐渐从公共品向可争夺的经济利益转变。

15.1.2 专利政策的经济根源

厉王推行专利政策，并非单纯的个人贪欲使然，而是西周王室财政危机的必然产物。西周中期以降，王室面临多重财政压力：其一，长期与周边少数族的战争消耗了大量资源。穆王时期的南征北战，已使“王室日衰”；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历世，国势持续下滑。其二，土地兼并加剧，贵族势力膨胀，王室直接控制的土地与人口不断减少。其三，祭祀、赏赐、工程建设等制度性开支并未相应缩减。在这一背景下，王室“由于长年与少数族的战争，经济资源与财政收入渐见枯竭”，将山林川泽之利收归王有，成为弥补财政亏空的现实选择。

芮良夫对此的批评，深刻地揭示了专利政策的内在矛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在他看来，自然资源本为“天地百物”所共有，任何人都不应独占。厉王的专利行为，本质上是对既有资源分配秩序的破坏，必然引发广泛的社会反抗。

15.1.3 专利政策的社会冲击

专利政策的社会冲击，集中体现在对“国人”阶层的利益损害上。“国人”是西周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主要居住在国都及其近郊，与周王室同族，身份地位高于“野人”。在经济上，国人受什一之税的剥削，而野人则受九一而助的井田制剥削。山林川泽资源的开放利用，对于国人的生产与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渔猎、采集、砍伐、烧制等活动，皆依赖这些公共资源。厉王的专利政策，直接剥夺了国人的这一经济权利，引发了“国人谤王”的激烈反应。

召穆公对此的谏诤，进一步揭示了专利政策的社会后果：“民不堪命矣。”“不堪命”三字，生动地描绘了民众在专利政策下的生存困境。厉王非但不听劝谏，反而变本加厉，采取高压手段压制舆论：“王乃使卫巫监谤者，以告则杀之。”这种以暴力手段压制言论的做法，不仅未能平息民怨，反而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15.1.4 专利政策的政治逻辑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厉王的专利政策体现了西周晚期王权试图强化中央集权的努力。西周初年确立的宗法分封制度，在政治层面形成了“王畿—诸侯”的二元结构。王畿内的资源控制权，是周王权威的重要经济基础。然而，随着贵族势力的膨胀，王畿内的资源逐渐被贵族分割。厉王试图通过专利政策，重新将山林川泽等公共资源收归王室，以此巩固王权的经济根基。

芮良夫的谏辞，恰恰揭示了这一政治逻辑的致命缺陷：“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堪。”“专利”与“作威”之间的因果关系，表明经济集权必然导致政治高压。而“民将弗堪”的警告，则预示着这种高压政策的不可持续性。厉王对此置若罔闻，最终导致了“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的预言成为现实。

表15-1 厉王专利政策的关键要素

（来源：据《国语》《史记》整理）

15.2 国人暴动的过程：从舆论对抗到暴力革命

15.2.1 舆论对抗的升级

国人暴动的爆发，经历了一个从舆论对抗到暴力革命的渐进过程。最初，国人对专利政策的不满表现为“谤王”——即公开批评与议论。这种舆论对抗，反映了西周社会特有的政治参与模式。在宗法制度下，国人拥有一定的政治表达权利，可以通过“谤”的方式对王政施加影响。召穆公的谏辞，正是基于这一政治传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然而，厉王选择了与这一传统完全相反的应对方式：以暴力压制舆论。“王使卫巫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卫巫作为监视者，其身份具有特殊意义。巫祝在西周社会中承担着沟通人神的宗教职能，厉王利用巫祝进行政治监视，可能意在借助宗教权威强化镇压的合法性。但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不仅未能有效控制舆论，反而使“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道路以目”四字，生动地描绘了高压统治下社会的恐怖氛围：民众在公开场合不敢交谈，只能以眼神交流。

15.2.2 暴动的爆发

“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在高压统治持续三年后（厉王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国人再也无法忍受，终于在公元前841年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关于暴动的具体过程，现存史料记载较为简略。《史记·周本纪》仅言：“国人暴动，厉王出奔于彘。”《国语·周语》的记载稍详，描述了暴动后国人追杀太子静的情节：“厉王出奔于彘。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围之。”

暴动的目标明确指向王室成员：不仅要驱逐厉王，还要杀死太子。这一行为表明，国人的诉求已超出单纯的经济利益抗议，上升为对周王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否定。召穆公在危急关头，以己子代太子死，才保全了太子静的性命。这一情节虽带有传说色彩，但反映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国人对厉王家族怀有强烈的仇恨；其二，部分贵族（如召穆公）仍试图维护王室的血脉延续。

15.2.3 暴动的社会基础

国人暴动的社会基础，是西周社会结构中一个特殊的阶层——“国人”。关于“国人”的身份，学界存在不同认识。王玉哲先生指出：“所谓‘国人’，盖为居于国都中之人，他们大部分与周为同族，又是居于都城的农民。”这一界定揭示了国人的三个核心特征：居住空间（国都）、血缘关系（与周同族）、经济身份（农民）。

国人在西周政治体制中具有特殊地位。他们既是周王统治的基础力量，也是贵族权力制衡的重要因素。在宗法制度下，国人拥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权利：参与祭祀、服兵役、参与贵族会议等。这种参与模式，构成了西周政治体制中“贵族—国人”二元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厉王的专利政策，正是破坏了这一结构，将国人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一并剥夺，从而引发全面的社会反抗。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国人暴动标志着西周社会内部矛盾的彻底激化。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王室与国人之间，也存在于王室与贵族之间。芮良夫、召穆公等贵族对专利政策的批评，实际上代表了贵族阶层对王权扩张的抵制。然而，当厉王拒绝妥协时，贵族中的开明派（如召穆公）选择了保护太子，而非支持暴动，这又反映了贵族与国人之间的利益分歧。

15.2.4 暴动的历史意义

国人暴动在中国上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王玉哲先生评价道：“这次‘国人暴动’，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这一判断的核心依据在于：与以往商汤伐桀、周武伐纣等贵族革命不同，国人暴动的主体是“被剥削阶级的人民”。前此的汤、武革命，本质上是“贵族的革命举动”，而此次国人暴动则是“被剥削阶级的人民革命”，二者不能等同视之。

然而，国人暴动的历史局限性同样明显。“可惜国人虽有力量把暴君赶跑，但当时人民尚无掌权的思想，未能建设平民政治。”暴动后，政权最终落入较开明的贵族手中，而非由国人直接掌握。这一结果反映了早期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缺乏成熟政治理论的条件下，社会底层的力量虽能推翻旧政权，却难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国人暴动的深远影响，在春秋时期充分显现。暴动后，“国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在春秋时，国之盛衰、战争之胜败、贵族之能否保其宗族，悉决于国人，可见其势力之大。”这表明，国人暴动不仅改变了西周晚期的政治格局，更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间的政治演进。国人作为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向“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转变的重要推动力。

15.3 共和行政的实质：贵族摄政的政治性质

15.3.1 两种史料的冲突

厉王出奔后，西周政权出现了一个长达十四年（公元前841—前828年）的政治真空期。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二相共立其子宣王即王位。”按照这一说法，“共和”意指周、召二公和衷共济，共同代行王政。

然而，战国时人所撰《汲冢纪年》（今名《古本竹书纪年》）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记载：“共伯和干王位。”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共国伯爵，和其名。”又注：“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据此，“共和”实为“共伯和”其人，即共国的伯爵，名和，他篡取了王位。

这两种记载的矛盾，直接关系到对共和行政性质的判断：究竟是贵族集体摄政，还是诸侯个人篡位？

15.3.2 两种学说的争论

后世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两大阵营。支持《史记》说的学者包括韦昭（《国语解》）、杜预（《左传注》）、司马光（《稽古录》）、崔述（《丰镐考信录》）等。支持《纪年》说的学者包括郦道元（《水经注》）、苏辙（《古史》）、罗泌（《路史》）、顾炎武（《日知录》）、梁玉绳（《史记志疑》）等。

从史料学的角度分析，两种记载各有依据。《史记》说源于司马迁的记载，而司马迁作为汉代史学家，其信息来源可能是战国至汉初流传的文献。但《史记》的记载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共和”意为“二相行政”，那么何以称“共和”？“共”字在“和衷共济”意义上的用法，在先秦文献中并不常见。相反，以人名命名纪年，在先秦时期却十分常见，如“共和”“宣王”“幽王”等年号皆与具体人物相关。

《纪年》说则直接以“共伯和干王位”明确记载了具体人物。共伯和作为共国（今河南辉县一带）的伯爵，名和，在厉王出奔后“干王位”即摄政。这一记载更符合先秦纪年的一般模式。然而，《纪年》本身也存在问题：该书出土于战国魏墓，其记载可能带有战国时期的政治观念，未必完全反映西周史实。

15.3.3 共和行政的实质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无论“共和”是二公行政还是共伯和摄政，其本质都是贵族在王室危机时承担起政治领导责任。这反映了西周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王位空缺或王权弱化时，贵族阶层具有制度性的政治参与能力。

支持《史记》说的学者认为，周、召二公作为王室最亲近的贵族，在厉王出奔后自然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的“共和行政”体现了西周宗法制度下“贵族共治”的政治传统。这种“共治”模式，与春秋时期出现的“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等现象具有内在联系，都是西周政治体制演变的产物。

支持《纪年》说的学者则强调，共伯和作为畿内诸侯，在厉王出奔后乘机攫取政权，体现了西周晚期王权衰落、诸侯势力崛起的趋势。这一解释与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历史走向相吻合。共伯和的“干王位”，可以视为诸侯势力向中央渗透的先声。

表15-2 共和行政两种解释的对比

（来源：据《国语》《史记》《古本竹书纪年》及历代学者论述整理）

15.3.4 共和行政的历史定位

共和行政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首先，它标志着西周王权神圣性的根本动摇。厉王被国人驱逐，意味着“天命”不再无条件地眷顾周王。这一事件为此后“宣王中兴”的有限性以及最终“幽王失国”埋下了伏笔。

其次，共和行政开启了“无王而治”的政治先例。在十四年的共和时期，西周政权在没有周王的情况下仍然维持运转，这证明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已经超越了君主个人。这一现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君主缺位时，贵族或大臣可以合法地代行王政，由此形成了“摄政”的政治传统。

最后，共和行政的两种解释之争，反映了西周政治体制的多重可能性。无论是贵族集体摄政，还是诸侯个人篡位，都表明西周晚期的政治体制已经出现了显著变化：王权从绝对权威走向相对权威，贵族阶层从辅政力量走向权力竞争者。这种变化，正是西周政治制度从早期向晚期演进的必然结果。

15.4 章节小结

厉王专利与国人暴动，是西周政治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转折点。本章的分析表明，这一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的政治动荡，而是西周中期以来社会矛盾积累的必然爆发。

从经济层面看，厉王的专利政策将山林川泽之利收归王室，破坏了西周初年确立的公共资源分配秩序，直接触犯了以“国人”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这一政策的推行，源于王室财政的持续恶化，而财政危机又是土地兼并、贵族膨胀、战争消耗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政治层面看，国人暴动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与以往的贵族革命不同，此次暴动的主体是“国人”——居于国都、与周同族的农民阶层。暴动虽然成功驱逐了厉王，却未能建立平民政治，政权最终落入贵族手中。这一历史教训，揭示了早期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困境：社会底层力量虽能推翻旧秩序，却难以构建新秩序。

从制度层面看，共和行政作为政治真空期的过渡形式，反映了西周政治体制的弹性与局限。无论“共和”是二公行政还是共伯和摄政，其本质都是贵族在王权缺位时承担起政治领导责任。这一模式为此后春秋时期“政在大夫”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厉王专利与国人暴动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终结了西周中期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更在于它揭示了西周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宗法分封制度在有效整合广阔疆域的同时，也孕育了权力分散、资源竞争、社会分化的结构性风险。当这些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任何个人（无论其才能如何）都难以扭转制度的崩溃趋势。这一历史经验，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