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厉王专利与国人暴动

15.1 专利政策与抵制：经济集权的结构性困境

15.1.1 专利政策的历史背景与制度逻辑

西周晚期，国家财政危机与贵族经济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成康以降，土地兼并、贵族膨胀与战争消耗所形成的系统性危机循环，已使王室财政陷入结构性困境。周夷王时期“下堂而朝诸侯”（《礼记·郊特牲》）的礼仪降格，不仅是王室权威衰微的表征，更折射出经济资源向地方贵族倾斜的深层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周厉王（约公元前877年—前841年在位）即位后，试图通过强化王室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来扭转颓势，其核心举措即为“专利”政策。

所谓“专利”，据《国语·周语》及《史记·周本纪》记载，主要指将山林川泽之利收归王室专有。周初以来，西周政权仅将已开垦的农田纳入王室直接管辖体系，而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则长期处于相对开放状态，允许国人自由采伐、渔猎、采集。孟子所言“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正反映了这一传统经济秩序的理想化描述。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山林川泽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成为贵族与平民均赖以谋生的重要资源。厉王推行“专利”，实质上是将这一传统共有的经济领域强制纳入王室垄断体系，从而触动了广泛的社会利益。

从制度逻辑来看，“专利”政策是西周国家“双重性”结构中中央集权倾向的极端表现。如本书前文所述，西周国家形态具有“恩惠换忠诚”的封建契约与“土地换服从”的宗法纽带并存的特征，王室对地方贵族的控制建立在经济资源的让渡与再分配之上。然而，当王室财政因长期战争、贵族离心而日益枯竭时，统治者试图通过经济集权来弥补制度性赤字，这种逆向操作必然与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产生剧烈冲突。

15.1.2 芮良夫之谏：经济集权的理论批判

厉王推行专利政策的关键举措，是任用“好利”的荣夷公为卿士，主持经济集权事务。这一人事任命立即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烈反对，其中以芮良夫的谏言最具代表性。据《国语·周语》记载，芮良夫谏曰：

“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

芮良夫的谏辞至少揭示了三个层面的理论洞见。其一，从政治哲学层面看，他将“利”定义为“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认为自然资源具有公共属性，不应被任何个体或集团垄断。这一认识与西周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权观念形成微妙张力——王权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资源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却应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合理分配。

其二，从政治后果层面看，芮良夫指出专利政策将“所怒甚多”，即触犯众多社会群体的利益，从而引发广泛的政治危机。这一判断精准地预判了“国人”作为利益受损群体的政治反应。所谓“国人”，指居于国都及其近郊的周族平民与低级贵族，他们既是西周国家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也是王室经济政策最直接的承受者。专利政策剥夺了他们赖以谋生的山林川泽之利，必然激起强烈不满。

其三，从历史经验层面看，芮良夫援引周人先王“导利而布之上下”的传统治理智慧，强调统治者应通过利益共享来维系政治稳定。这一论证将专利政策置于西周政治传统的对立面，揭示了厉王之政与周初“德治”理念之间的根本断裂。

汉人称芮良夫谏厉王不听，退而赋《桑柔》以讽（王符《潜夫论·遏利》）。《左传》文公元年亦引《桑柔》之诗，其中“贪人败类”、“天降丧乱”等句，正可视为对厉王专利政策的文学化批判。

15.1.3 专利政策的实质：财政危机与制度困境

从经济史角度审视，厉王专利政策的出台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西周中期以降，王室财政收入呈现结构性萎缩趋势。其成因主要包括：其一，土地兼并导致王室直接控制的“公田”面积缩减；其二，贵族通过“赐田”、“赏田”等形式不断侵蚀王室土地储备；其三，长期对猃狁、淮夷等周边族群的军事征伐消耗了大量资源；其四，宗法制度下的“分封”与“再分封”使王室可支配的经济资源持续分流。

在这一背景下，厉王试图通过将山林川泽等“外延性”资源收归王室，以弥补“内涵性”土地资源的流失。这一策略在短期内或可缓解财政压力，但其制度设计存在根本性缺陷：山林川泽之利并非王室独享的“增量”资源，而是国人与贵族早已实际占有的“存量”利益。强行垄断这些资源，本质上是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暴力重组，必然引发强烈反弹。

表15-1 西周晚期王室财政危机的主要成因与表现

（来源：据《国语·周语》《史记·周本纪》及相关研究综合整理）

芮良夫所谓“专利作威，佐乱进祸，民将弗堪”，直接指出了这一政策的社会后果。值得注意的是，芮良夫还特别强调“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将“国人”视为王室最应警惕的政治力量。这一判断表明，西周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已清醒认识到，专利政策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可能引发政治危机的“引爆点”。

15.2 国人暴动的过程：政治危机的总爆发

15.2.1 从“谤王”到“监谤”：言论控制与矛盾激化

厉王专利政策实施后，“国人”的不满情绪迅速蔓延。据《国语·周语》记载，“国人谤王”——即以言论形式表达对统治者的批评。这一现象本身并不罕见，西周政治传统中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言论空间，如《尚书·洪范》所谓“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即体现了贵族政治中的咨询机制。然而，厉王对此的反应却采取了极端高压手段。

召穆公（召公奭的后代）首先进谏，指出“民不堪命矣”——民众已经无法忍受厉王的统治。厉王非但不听，反而“使卫巫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卫巫作为宗教神职人员被赋予监察言论的权力，这一举措将政治监控与神权权威相结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言论控制体系。其结果，“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人们只能在路上以眼神交流，不敢公开发表意见。

召穆公再次进谏，提出了著名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比喻：

“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

召穆公的谏辞揭示了西周政治传统中“宣之使言”的治理智慧：言论表达被视为社会压力的“安全阀”，通过制度化的谏议渠道使不同阶层的诉求得以表达，从而避免矛盾积累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厉王堵塞言论渠道的行为，恰恰破坏了这一传统政治机制，使社会矛盾在地下积累，最终以更暴烈的方式爆发。

15.2.2 暴动的爆发与厉王出奔

公元前841年，长期压抑的社会矛盾终于以暴力形式总爆发。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关于暴动的具体过程，传世文献记载较为简略，但其关键特征仍可归纳如下：其一，暴动主体为“国人”——即居住在国都镐京及其近郊的周族平民与低级贵族，而非“野人”或奴隶；其二，暴动具有自发性，是民众在没有明确领袖的情况下“相与”行动的结果；其三，暴动目标明确指向厉王本人，表现为“袭厉王”，最终将其驱逐出王都；其四，厉王出奔的地点为彘（今山西霍县一带），位于周王室直接控制区的边缘地带。

这一事件在中国上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以往“成汤伐桀”、“周武伐纣”等贵族革命不同，“国人暴动”是平民阶层首次以暴力方式推翻在位君主。正如王玉哲先生所论，“国人暴动，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这一判断虽带有特定史学范式的影响，但确实揭示了国人暴动在政治主体上的根本创新——被统治者首次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行使了政治否决权。

15.2.3 太子静的危机与召穆公的抉择

厉王出奔后，国人并未停止行动。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国人包围召穆公的宅邸，要求交出并杀死厉王的太子，以彻底铲除厉王的血脉。这一要求反映了暴动民众对周王室血缘继承制度的否定——他们不仅反对厉王本人，更试图通过消灭其继承人来实现政治变革。

召穆公面临两难抉择：若交出太子，则违背君臣之义；若拒绝交出，则自身与太子均可能被暴动民众杀死。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召穆公最终采取了极为决绝的行动：

“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太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太子。

召穆公以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静，将其交给国人处死，从而保全了太子的性命。这一事件揭示了西周政治伦理中最深刻的两难困境：召穆公既忠诚于周王室，又曾谏阻厉王的暴政；既不能背叛对君主的义务，又不能无视国人的正义诉求。他以牺牲亲子为代价，在两种忠诚之间实现了悲剧性的平衡。

从政治角度看，召穆公的行为也反映了西周贵族政治中“家臣”忠诚与“国家”忠诚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召公奭的后代，召穆公对周王室负有世袭的忠诚义务；但作为国人的代表之一，他又曾多次进谏厉王。这种双重身份使他成为王室与国人之间的“中间人”，而他的抉择——以“代死”方式保全太子——则体现了一种试图弥合王室与国人裂痕的努力。

15.2.4 国人暴动的政治意义与历史局限

国人暴动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更是西周国家形态“双重性”危机在政治层面的集中爆发。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这一事件揭示了西周政治体制中几个根本性矛盾：

其一，王权无限扩张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厉王试图通过“专利”强化王权，但这一扩张触及了国人阶层的生存底线，引发了社会反抗。这表明，西周王权虽然理论上具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绝对性，但在实践中受到社会各阶层实际利益的刚性约束。

其二，言论控制与政治稳定之间的矛盾。厉王“监谤”政策试图通过消除批评来维护统治权威，结果恰恰相反——言论的压制使社会矛盾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最终以更激烈的形式爆发。这一教训深刻揭示了政治沟通机制对于政权稳定的关键作用。

其三，血缘继承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矛盾。国人暴动虽然没有直接废除周王室的统治地位，但“围太子”的行为表明，民众对王权合法性的认可并非无条件——当君主严重违背社会契约时，被统治者有权行使“革命”权利。这一观念虽然尚未形成系统的政治理论，但已在中国政治传统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然而，国人暴动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暴动者虽然成功驱逐了厉王，但“当时人民尚无掌权的思想，未能建设平民政治”。暴动的结果是将政权转移到了较为开明的贵族手中，而非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这一局限根植于西周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国人阶层虽然在经济利益上具有独立诉求，但在政治意识上尚未形成超越贵族政治的替代方案。

15.3 共和行政的实质：贵族干政与政治转型

15.3.1 “共和”还是“共伯和”：两种解释的历史争论

厉王出奔后，西周政治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所谓“共和行政”。关于这一时期政权的实际执掌者，传世文献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

《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共和”意为“二相和衷共济，代周行政”，即由召公、周公两位贵族共同摄政。

然而，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战国时期成书的《汲冢纪年》（今名《古本竹书纪年》）则提供了另一种记载：“共伯和干王位。”司马贞注曰：“共国，伯爵，和其名。”又注：“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据此，“共和”并非“和衷共济”之意，而是指共国（位于今河南辉县一带）的伯爵——一位名“和”的诸侯——篡位摄政。

这两种解释在学术史上引发了长期争论。支持《史记》说的学者包括韦昭（《国语解》）、杜预（《左传注》）、司马光（《稽古录》）、崔述（《丰镐考信录》）等；支持《纪年》说的学者包括郦道元（《水经注》）、苏辙（《古史》）、罗泌（《路史》）、顾炎武（《日知录》）、梁玉绳（《史记志疑》）等。

表15-2 “共和行政”两种解释的主要分歧

（来源：据《史记》《古本竹书纪年》及相关研究整理）

15.3.2 共伯和干政：地方势力介入中央权力的先例

从西周国家形态演变的宏观视角审视，《纪年》说所揭示的“共伯和干王位”具有更为深刻的政治意涵。共伯和作为地方诸侯，在厉王被逐后主动介入中央政权，这一行为打破了周王室“血亲摄政”的传统，开启了地方诸侯干政的先例。

共国位于今河南辉县一带，属于畿内诸侯，与周王室关系密切。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共国即属于“母弟”之封。然而，共伯和以诸侯身份“干王位”，实际掌握了西周中央政权长达十四年之久，这一现象反映了西周晚期中央权力结构的深刻变化。

从政治地理角度看，共伯和的崛起与西周中期以来地方诸侯势力膨胀的趋势一致。如本书前几章所述，分封制在巩固周王室统治的同时，也孕育了地方离心力。至西周晚期，部分畿内诸侯已具备挑战中央的政治实力与资源基础。共伯和能够“干王位”，正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共伯和摄政期间并未废除周王室的法定继承权。公元前827年，厉王死于彘后，共伯和“归政”于太子静（即周宣王），这一行为表明，即便在地方诸侯干政的情况下，周王室的血缘继承制度仍具有强大的合法性。共伯和的“干王位”最终表现为一种“摄政”而非“篡位”，这既反映了西周政治传统的韧性，也揭示了地方势力在挑战中央权威时的政治局限。

15.3.3 贵族联合执政：召公与周公的“二相行政”

《史记》所载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说，同样具有重要的制度史意义。如果这一记载更接近历史事实，那么“共和行政”就代表了西周贵族政治中一种特殊的联合执政模式。

召公与周公是西周最显赫的两大贵族家族。召公奭与周公旦均为武王之弟，在周初建国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后代世袭“召公”“周公”之爵，长期担任西周中央政府的卿士。在厉王被逐、太子年幼的特殊情况下，两位世袭贵族联合摄政，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贵族“集体领导”的格局。

这种联合执政模式与西周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小宗”关系存在内在张力。按照宗法原则，周王作为“大宗”拥有最高政治权威，而“小宗”贵族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然而，“共和行政”期间，两位“小宗”贵族实际上行使了“大宗”的权力——尽管是以“摄政”而非“篡位”的形式。这一现象表明，在西周晚期，宗法制度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已出现松动，贵族集团开始具备独立于王权之外的集体行动能力。

从政治稳定性角度看，“二相行政”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权力共享，避免了单一贵族独裁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通过集体决策，降低了政策失误的风险；通过维持王室的象征性权威，避免了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这一模式的成功运行（长达十四年），证明了贵族政治在西周晚期仍具有相当的制度弹性。

15.3.4 “共和行政”的制度创新与历史局限

无论“共和行政”的实际执掌者是共伯和还是周召二公，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都代表了西周政治史上一次重要的制度试验。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次出现了“君主缺席”情况下的政权运作模式。在厉王被逐、太子年幼的“权力真空”期，西周国家机器并未陷入瘫痪，而是通过贵族摄政维持了正常运转。这表明西周政治体制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制度化”特征，其运行不再完全依赖于君主的个人能力。

第二，开创了贵族“集体领导”的先例。无论是共伯和的“干王位”还是周召二公的“联合行政”，都打破了王权独尊的传统格局，体现了贵族集团对最高权力的分享与制衡。这一模式在春秋时期发展为“诸侯争霸”“大夫专政”等更复杂的政治形态。

第三，建立了权力交接的“过渡机制”。共和行政十四年后，当厉王去世、太子成年，权力顺利回归到法定继承人周宣王手中。这一过程表明，西周政治传统中已形成了一种“非常时期”的权力安排与“正常时期”的权力回归之间的制度性衔接机制。

然而，“共和行政”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首先，无论哪种解释，共和行政都未从根本上改变西周国家的政治结构——王权仍是最高权威的最终归属。其次，共和行政期间的政治决策权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国人阶层虽然通过暴动驱逐了暴君，但并未获得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最后，共和行政的结束——权力回归宣王——反而强化了王权世袭的正统性，使西周政治体制未能在危机中实现实质性变革。

表15-3 “共和行政”的政治遗产与局限

（来源：据《史记》《古本竹书纪年》及相关研究综合整理）

15.3.5 共和行政与西周国家形态的双重性

从本书的核心理论框架——“双重性”国家形态——审视，共和行政是西周国家“封建契约”与“宗法纽带”之间矛盾的一次集中展演。

一方面，共和行政体现了“恩惠换忠诚”原则的失效。厉王专利政策破坏了王室与国人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导致国人以暴动方式撤回了对王权的认同。这一事件表明，西周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建立在王室持续提供经济恩惠与政治保护的基础之上。当王室违背这一“契约”时，被统治者有权通过暴力手段行使“否决权”。

另一方面，共和行政也暴露了“土地换服从”原则的困境。分封制下，周王室将土地与人民分封给诸侯，以换取其军事与政治服从。然而，至西周晚期，部分诸侯（如共伯和）已具备反制中央的实力。共和行政期间，地方诸侯“干王位”的行为，正是分封制所蕴含的离心力达到临界点的表现。

然而，共和行政的最终结局——权力回归宣王——又表明，西周国家的双重性结构尚未完全崩溃。宗法制度所维系的血缘认同、分封制所建立的等级秩序、以及“天下共主”的政治传统，仍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共和行政的十四年，既是西周政治危机的顶点，也是国家形态自我修复的尝试——尽管这种修复最终未能挽救西周灭亡的命运。

15.4 本章小结

厉王专利与国人暴动，是西周国家形态“双重性”危机在政治层面的总爆发。本章的分析表明：

第一，专利政策是西周晚期财政危机的制度性反应，但其“经济集权”逻辑与西周传统“利益共享”的政治理念存在根本冲突，从而触发了广泛的社会反抗。

第二，国人暴动是中国上古史上首次以平民为主体的政治革命，它打破了“贵族革命”的传统模式，揭示了被统治者以集体行动方式行使政治否决权的可能性。然而，暴动的历史局限在于，它未能催生新的政治体制，最终仍将权力交还给了贵族集团。

第三，“共和行政”无论取《史记》说还是《纪年》说，都代表了西周政治史上一次重要的制度试验——在“君主缺席”的情况下，贵族集团通过联合摄政维持了国家机器的运转。这一试验既暴露了西周政治体制的弹性，也揭示了其根本局限：王权世袭的正统性最终压倒了一切变革可能。

厉王专利与国人暴动的历史教训，深刻地揭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政治智慧。这一事件表明，任何政治体制如果缺乏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与利益调节机制，即便拥有强大的军事镇压能力，也难以避免在积累的矛盾中走向崩溃。西周国家正是在这一结构性困境中，步入了其历史的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