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逸周书》与西周文献的史料价值

19.1 《逸周书》的成书与内容

19.1.1 问题的提出：被低估的文献宝库

在西周历史研究的文献体系中，《尚书》长期被视为最权威的史料来源，尤其是其中的《周书》部分，构成了学者重构西周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的核心文本依据。然而，与《尚书》同样收录了大量西周早期文献的《逸周书》，却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史料价值未得到充分认识。这一现象的形成，既有学术史上的偶然因素，也源于文献辨伪学中“疑古”思潮的深刻影响。如何重新评估《逸周书》的史料价值，成为西周文献研究的关键课题。

《逸周书》又名《周书》《汲冢周书》，现存五十九篇（含序一篇），其中相当部分篇章的内容与西周早期历史直接相关。与《尚书·周书》相比，《逸周书》的篇章保存了更为原始的西周政治文书形态，其语言风格、制度记载与礼仪程序描述，往往呈现出更接近西周金文的古朴特征 。这一现象提示研究者，有必要对《逸周书》的成书过程与史料性质进行系统考察。

19.1.2 《逸周书》的名称流变与篇目构成

《逸周书》的名称在历史文献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汉书·艺文志》著录“《周书》七十一篇”，班固自注称“周史记”。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这一记载表明，在汉代学者的认知中，《逸周书》与《尚书》同源，皆为孔子删《书》之余篇。晋代汲郡出土的竹简中亦包含《周书》篇章，故后世又称《汲冢周书》。然而，宋代以后学者多怀疑其为伪作，直至清代学者才重新开始系统研究其史料价值。

现行《逸周书》五十九篇的篇目构成，按照内容性质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表19-1 《逸周书》篇目分类表（来源：据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整理）

分类显示，《逸周书》的内容涵盖西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其文献类型与《尚书·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等篇章具有高度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表明，两者可能源自同一文献传统，只是在后世流传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整理与编选过程。

19.1.3 成书过程的层累构建

《逸周书》的成书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西周至战国的层累构建过程。通过分析篇章的语言特征与制度记载，可以大致勾勒出其成书的阶段性。

西周早期形成的篇章，如《世俘解》《克殷解》《作雒解》等，其语言风格与西周金文高度一致。以《世俘解》为例，该篇记载武王伐纣后献俘祭天的全过程，其中对俘虏数量、祭品规格、礼仪程序的描述，与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的记载方式完全相同 。这些篇章应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由史官根据原始记录整理而成，属于“当代史”性质的文献。

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形成的篇章，如《度训》《命训》《常训》等，其内容虽托名文王、武王之训诫，但语言风格已出现晚期的特征。这些篇章可能是在西周政治传统延续过程中，由后世史官或学者根据流传的训诰内容进行整理、润色而成。尽管经过后人加工，其中仍保存了大量西周政治制度的真实信息。

战国时期的增补与编订，是《逸周书》成书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学者将不同来源的篇章汇编成书，并加入序言以说明各篇主旨。战国时期的增补使《逸周书》的篇目体系更加完整，但也引入了一些晚期的思想元素，如部分篇章中出现的阴阳五行观念，明显带有战国后期的时代烙印。

19.1.4 真伪之辨：从疑古到释古

宋代以来，学者对《逸周书》的真伪问题展开了长期争论。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逸周书》“辞体卑弱，不类西周”，认为其为伪作。明代杨慎亦持此论。清代学者对《逸周书》的研究出现了转折，朱右曾著《逸周书集训校释》，系统考证其史料价值，指出书中许多记载可与《尚书》、金文相互印证。清末孙诒让《周书斠补》进一步从文字训诂角度证实了部分篇章的古老性。

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特别是西周金文的大量出土，《逸周书》的史料价值得到了新的证实。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以地下材料印证纸上材料。《逸周书》中的许多记载，如《世俘解》所记武王伐纣的日期、俘虏数量、祭祀仪式等，与金文及其他可靠文献的记载吻合，证明其确为真实可靠的西周文献 。

如何理解《逸周书》中部分篇章与《尚书》存在内容重复或矛盾的现象？这恰恰反映了古代文献流传的多元性。《尚书》与《逸周书》可能源自同一史官记录系统，但在后世流传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整理与编选。正如《史记·周本纪》所引用的西周史料，其来源既有《尚书》系统，也有《逸周书》系统，说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这两种文献的互补价值。

19.2 重要篇章的史料分析

19.2.1 《世俘解》的史料价值

《世俘解》是《逸周书》中史料价值最高的篇章之一，全文约一千余字，详细记载了武王伐纣后至宗周举行献俘祭天大典的全过程。该篇的记载可与《尚书·武成》《史记·周本纪》相互印证，但其内容的详细程度和原始性远超后者。

《世俘解》开篇即记载：“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这一纪年方式与西周金文的月相纪日法完全一致。四月乙未日，武王在殷都宣告平定四方，正式接受殷商的天命。随后，该篇详细记录了武王返回宗周后的一系列祭祀活动，包括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等不同神祇的程序与祭品规格。

该篇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其对俘虏与战利品数量的精确记载：

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这段记载中的数字虽然可能存在夸张成分，但其精确到个位数的表达方式，与西周金文中纪功铭文的风格完全相同。如西周早期的小臣单觯铭文：“王后返，克商，在成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两者在纪功叙事上均采用具体数字以彰显武功，这种写法是西周早期史官记录的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世俘解》记载的祭祀仪式程序，与西周金文及《仪礼》的记载高度吻合。该篇详细描述了武王在宗庙中献祭的步骤：先“告于天”，再“告于稷”，最后“告于文王”。祭祀过程中使用的祭品包括“太牢”“少牢”“白牡”“骍刚”等不同规格的牺牲，其等级划分与《周礼》记载的祭祀制度相符。这种礼仪程序的详细记载，为研究西周早期祭祀制度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

19.2.2 《克殷解》与《作雒解》的互补记载

《克殷解》主要记载武王伐纣的具体过程，包括牧野之战的战况、纣王自焚、武王入殷、散发纣王积粟、释放箕子、表商容闾等一系列政治举措。该篇的记载与《史记·周本纪》高度一致，但更为详细，特别是对武王入殷后的政治处置措施有更加具体的描述。

《克殷解》记载武王“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这一记载与《左传》中“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的说法相呼应。九鼎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其迁移标志着周王朝正式取代商王朝成为天下共主。该篇还记载武王“乃班，以俘馘入，告于天、于庙”，这一程序与《世俘解》的记载相互印证，说明献俘告庙是西周早期最重要的政治仪式之一。

《作雒解》则记载了周公营建洛邑（成周）的全过程。该篇开篇即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这一记载为理解西周初年的“三监”制度提供了关键线索。所谓“三监”，即武王在殷商故地设立的三位监国者——管叔、蔡叔、霍叔，其职责是监督纣王之子武庚（即王子禄父），防止殷商残余势力复辟。

《作雒解》详细记载了洛邑的城市规划：“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这一记载不仅提供了洛邑的具体尺寸，还说明其选址的军事与地理考量——南临洛水以为天然屏障，北依郏山以为战略高地，形成“天下之大凑”的交通枢纽地位。洛邑的营建标志着周王朝统治重心由西向东的转移，是西周政治地理格局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19.2.3 《尝麦解》与西周司法制度的再发现

《尝麦解》是《逸周书》中保存西周司法制度信息最为集中的篇章。该篇记载了周王在孟春之月举行“尝麦”之礼的过程，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诉讼程序、刑罚种类、司法官员职掌的信息。

该篇记载：“乃命大史、大祝、大卜、大宗、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各服其服，执其柄，以听狱讼。”这一记载列举了西周中央政府的七位主要官员，即所谓的“七大夫”，其职掌涵盖祭祀、占卜、宗法、民政、军事、司法等多个领域。这一官制体系与《周礼》记载的六官制度虽有差异，但基本框架一致，说明《周礼》的官制设计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对西周官制的理想化总结。

《尝麦解》还记载了具体的刑罚种类：“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这一刑罚体系将犯罪分为大刑、中刑、薄刑三个等级，分别适用不同的刑罚工具。这种分类方式与《尚书·吕刑》记载的“五刑”体系（墨、劓、剕、宫、大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反映了西周司法制度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演变。

该篇对诉讼程序的记载尤为珍贵：“凡民有讼，各以其方物来献，以告于王。王命司寇听其辞，而断其狱。”这一记载表明，西周时期的诉讼程序已经相当规范化：当事人需先向地方官员提交诉讼请求，提供证据（“方物”），再由地方官员上报中央，最后由司寇审理判决。这种“逐级上诉”的司法程序，与西周金文中关于“诉讼”的记载相互印证，如《曶鼎》铭文记载的贵族之间的土地诉讼案，其处理程序与《尝麦解》的描述高度一致。

19.2.4 《祭公解》与西周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

《祭公解》记载了周公后代祭公谋父对周穆王的训诫，该篇内容涉及西周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天命与德治的关系。祭公谋父在训诫中反复强调“德”的重要性，认为“德”是维系天命、巩固统治的根本：

祭公曰：“天子，谋父疾维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王、武王受天有大命。今我亦惟命之不易，故敢告天子：无俾天弃周。”

这段话的核心逻辑是：皇天之所以改变商殷的天命，是因为殷商末代君主失德；周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够接受天命，是因为他们体现了“德”的政治品格。祭公谋父告诫穆王，天命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后世周王失德，上天同样会抛弃周王朝。这种“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政治思想，与《尚书·周书》中的《康诰》《召诰》《无逸》等篇章完全一致，构成了西周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

《祭公解》还提出了“三公”制度的思想基础：“天子之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这里所谓的“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是西周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官员。三公的职责是“论道经邦”，即为天子提供治国理政的智慧，协调国家各方面的关系。这一制度设计与《尚书·周官》记载的“三公”制度基本一致，说明西周中央政府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顾问咨询机制。

该篇对“德”的论述尤为深刻：“夫德，所以保邦也；不德，所以丧邦也。故惟德是辅，惟德是用。”这种将“德”视为国家存亡根本的思想，不仅在西周时期具有重要的政治实践意义，更对后世儒家的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正是对西周政治思想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19.3 与其他文献的比较

19.3.1 《逸周书》与《尚书·周书》的异同

《逸周书》与《尚书·周书》在西周文献体系中的关系，类似于《国语》与《左传》在春秋文献体系中的关系——两者同源而异流，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西周历史的文献基础。通过系统比较两者的异同，可以更准确地评估《逸周书》的史料价值。

从文献性质来看，《尚书·周书》收录的篇章多为周王或周公发布的训诰、命辞，如《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等，其内容侧重于政治训诫与道德教化。这些篇章的文本经过精心编选与润色，语言典雅，逻辑严密，具有较强的说理性与感染力。相比之下，《逸周书》收录的篇章则更加多元化，既有训诰类文献，也有纪事类、制度类、祭祀类文献，其文本形态更为原始，保留了大量具体的历史细节。

以《世俘解》与《尚书·武成》的比较为例，两者均记载武王伐纣后的献俘仪式，但详略差异显著。《武成》仅用“丁未，祀于周庙”一句概括祭祀活动，而《世俘解》则详细记载了祭祀的时间、地点、程序、祭品、参与者等具体信息。这种差异表明，《世俘解》保存了更为原始的史官记录形态，而《武成》则是经过后世润色的精炼版本。

表19-2 《世俘解》与《尚书·武成》内容比较表（来源：据两篇文本整理）

从语言特征来看，《逸周书》中部分篇章保留了大量西周早期特有的词汇与语法结构。如《世俘解》中出现的“馘磨”（斩首）、“俘人”（俘虏）等词汇，与西周金文的用法完全一致，而《尚书·周书》中则较少使用这类原始词汇。这种语言上的差异，进一步印证了《逸周书》部分篇章的古老性。

19.3.2 《逸周书》与西周金文的互证关系

西周金文作为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逸周书》与西周金文的互证关系，是确认其史料价值的关键所在。通过将《逸周书》的记载与金文对照，可以发现两者在制度、礼仪、官制、地理等方面的记载高度一致。

以官制为例，《逸周书·尝麦解》记载的“七大夫”官制体系，与西周中期金文中出现的官员序列高度吻合。如《毛公鼎》铭文记载的官员包括“司土（司徒）、司马、司工（司空）、司寇、司士、司射”等，其基本框架与《尝麦解》的记载一致。这种一致性表明，《逸周书》对西周官制的记载具有可靠的史料来源。

以礼仪为例，《逸周书·世俘解》记载的献祭程序，与西周早期金文中的祭祀记载相互印证。如《天亡簋》铭文记载：“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不（丕）显考文王。”这段铭文记载的祭祀程序与《世俘解》的记载高度相似，均包括先祭天、后祭祖的仪式顺序。

以地理为例，《逸周书·作雒解》记载的洛邑地理位置与城市规划，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20世纪以来在洛阳地区发现的东周王城遗址，其规模与《作雒解》记载的“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大致相符。虽然考古发现的王城为东周时期所建，但其规划理念与《作雒解》记载的西周营洛思想一脉相承。

以纪年为例，《逸周书》采用的月相纪日法与西周金文完全一致。如《世俘解》使用的“维四月乙未日”“越五日庚子”等纪年方式，与西周金文的“唯王二月既望”“唯王五月辰在丙戌”等表述高度相似。这种纪年方式的吻合，进一步证实了《逸周书》部分篇章的西周早期来源。

19.3.3 《逸周书》与《史记》的史料源流

司马迁撰写《史记·周本纪》时，参考了大量先秦文献，其中《逸周书》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通过比较《周本纪》与《逸周书》的对应记载，可以追溯司马迁的史料来源，并评估《逸周书》在汉代文献体系中的地位。

《周本纪》关于武王伐纣后献俘祭天的记载，明显参考了《逸周书·世俘解》。司马迁写道：“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这段记载与《逸周书·克殷解》中“武王问于箕子曰：‘殷之亡，何故？’”的记载高度一致，只是司马迁进行了文学化的改写。

《周本纪》关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记载，也与《逸周书·作雒解》的内容高度吻合。司马迁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这一记载与《作雒解》中“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的记载相互呼应。

《周本纪》关于祭公谋父劝谏穆王的记载，同样源于《逸周书·祭公解》。司马迁记载：“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这段劝谏的内容与《祭公解》的记载完全一致，只是司马迁进行了精简。这种一致性表明，司马迁对《逸周书》的史料价值给予了高度认可，将其作为撰写西周历史的重要依据。

19.3.4 《逸周书》与《左传》《国语》的关联

《左传》《国语》作为春秋时期的史书，其中引用的西周史料与《逸周书》存在密切关联。这种关联不仅体现在内容的一致性上，更体现在文献来源的同源性上。

《左传》中关于西周政治制度的记载，许多可以在《逸周书》中找到对应。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这段关于分封制度的概括性描述，与《逸周书·作雒解》中“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蕃屏周”的记载完全一致。这种一致性表明，春秋时期的史官与学者对西周制度的理解，源于同一文献传统。

《国语·周语》中记载的祭公谋父劝谏穆王的内容，与《逸周书·祭公解》的记载高度一致。《国语》记载：“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这段劝谏的内容与《祭公解》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国语》的版本更为简洁。这种一致性表明，《逸周书》与《国语》可能源自同一史官记录系统，只是在后世流传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整理。

《逸周书》与《左传》《国语》的关联，还体现在对西周历史事件的记载上。如《逸周书·克殷解》记载的武王克殷后“散发纣王积粟”“释箕子”“表商容闾”等举措，在《左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种跨文献的一致性，进一步证实了《逸周书》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19.4 《逸周书》的独特史料价值

19.4.1 保存原始西周政治文书的形态

《逸周书》最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于它保存了原始西周政治文书的形态。与《尚书·周书》经过精心编选与润色的文本不同，《逸周书》中相当部分篇章保留了史官记录的原始面貌，包括纪年方式、官职名称、礼仪程序、数字记载等细节。

这种原始性在《世俘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该篇对献俘仪式的记载，不仅包含祭祀的时间、地点、程序，还包括具体的祭品规格、参与者名单、俘虏数量等量化信息。这种“流水账”式的记录方式，与西周金文的纪功铭文风格完全一致，说明该篇是史官根据当时实际发生的仪式过程直接记录而成的。

《逸周书》中保存的原始政治文书形态，还体现在其使用的术语与表达方式上。如《世俘解》中使用的“馘磨”（斩首）一词，在西周金文中多次出现，而在《尚书·周书》中则几乎不见。这种术语的独特性，进一步证实了《逸周书》部分篇章的原始性。

19.4.2 补充《尚书》的缺失与不足

《尚书·周书》虽然收录了西周时期的重要政治文献，但其篇目选择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偏重于政治训诫与道德教化，而忽视了纪事类、制度类文献。这种选择的后果是，后世学者对西周历史的了解存在明显的空白。而《逸周书》恰好填补了这些空白，为研究西周政治制度、礼仪程序、军事活动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史料。

以西周初年的“三监”制度为例，《尚书·周书》中仅在《大诰》中提及“殷小腆”对三监的威胁，而《逸周书·作雒解》则详细记载了三监的设置过程、管辖范围、与武庚的关系等关键信息。没有《作雒解》的记载，后世学者对“三监”制度的理解将极为有限。

以西周中期的政治危机为例，《尚书·周书》中几乎没有涉及厉王时期“国人暴动”的记载，而《逸周书》中保存的《芮良夫解》则详细记载了厉王专利政策引发的社会矛盾与政治动荡。这种互补性，使《逸周书》成为研究西周政治变迁不可或缺的文献。

以西周晚期的边疆问题为例，《尚书·周书》中几乎没有涉及宣王时期与犬戎、徐夷、淮夷等周边民族的战争，而《逸周书》中保存的《王会解》则详细记载了各方国的朝贡制度与礼仪程序。这种记载为了解西周时期的民族关系与边疆治理提供了宝贵资料。

19.4.3 提供西周制度与礼仪的细节

《逸周书》中保存的大量制度与礼仪细节，是其他文献难以比拟的。这些细节为研究西周政治制度、祭祀礼仪、官制体系、司法程序等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以祭祀礼仪为例，《世俘解》详细记载了武王献祭的程序：先“告于天”，再“告于稷”，最后“告于文王”。这种“天—稷—文王”的祭祀顺序，反映了西周早期的神祇等级观念——天神最高，稷次之，祖先再次之。这种祭祀顺序与《礼记·祭义》记载的“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的祭祀理念基本一致，说明西周早期的祭祀制度已经相当规范。

以司法制度为例，《尝麦解》详细记载了诉讼的程序、刑罚的种类、司法官员的职责等。该篇记载：“凡民有讼，各以其方物来献，以告于王。王命司寇听其辞，而断其狱。”这一记载表明，西周时期的司法程序已经包括“起诉—受理—审理—判决”四个环节，与后世的司法程序基本一致。

以官制体系为例，《尝麦解》记载的“七大夫”包括大史、大祝、大卜、大宗、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其职掌涵盖祭祀、占卜、宗法、民政、军事、司法等领域。这一官制体系与《周礼》记载的六官制度虽有差异，但基本框架一致，说明《周礼》的官制设计并非凭空杜撰，而是对西周官制的理想化总结。

19.4.4 反映西周政治思想的真实面貌

《逸周书》中保存的政治思想材料，为研究西周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与《尚书·周书》中经过精心阐述的政治思想不同，《逸周书》中的政治思想材料更加原始，更能反映西周政治思想的真实面貌。

《祭公解》中祭公谋父对穆王的训诫，集中体现了西周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天命”与“德治”的关系。祭公谋父认为，皇天之所以改变商殷的天命，是因为殷商末代君主失德；周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够接受天命，是因为他们体现了“德”的政治品格。这种“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思想，构成了西周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

《度训》《命训》《常训》等篇章中关于“德”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西周政治思想的内涵。这些篇章认为，“德”不仅是君主的个人修养，更是维系国家存亡的根本。君主必须“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保持天命的延续。这种将“德”视为国家存亡根本的思想，对后世儒家的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逸周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关于“礼”的论述。如《命训》中记载：“礼，所以立中；中，所以立政；政，所以立国。”这种将“礼”视为政治制度基础的论述，与《周礼》的基本理念一致，说明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

19.5 章节小结

《逸周书》作为与《尚书》同源的西周文献汇编，其史料价值长期被低估。通过系统考察《逸周书》的成书过程、篇目构成、语言特征与制度记载，可以发现该书中保存了大量原始西周政治文书，其史料价值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尚书·周书》。

《逸周书》的成书经历了从西周至战国的层累构建过程，其中部分篇章如《世俘解》《克殷解》《作雒解》等，语言风格与西周金文高度一致，应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由史官根据原始记录整理而成。这些篇章为研究西周政治制度、礼仪程序、军事活动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

通过与《尚书·周书》的比较可以发现，《逸周书》保存了更为原始的西周文献形态，其纪年方式、官职名称、礼仪程序、数字记载等细节，与西周金文的记载高度吻合。这种吻合性，证实了《逸周书》部分篇章的古老性与可靠性。

《逸周书》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其补充性上。它填补了《尚书·周书》在纪事类、制度类文献方面的空白，为研究西周初年的“三监”制度、洛邑营建、祭祀礼仪、司法程序、政治思想等提供了关键史料。没有《逸周书》的记载，后世学者对西周政治制度的了解将存在明显的空白。

因此，在西周历史研究中，《逸周书》应被置于与《尚书·周书》同等重要的地位。研究者应充分认识《逸周书》的史料价值，将其作为重构西周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的重要文献依据。正如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所揭示的，只有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逸周书》作为连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桥梁，其学术价值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