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军事制度：西六师与成周八师

西周王朝的军事制度是支撑其政治统治与疆域控制的核心支柱。与商代以“族兵”为主体的临时性征召体制不同，西周建立了一套以常备军为核心、兼具中央与地方双重布局的军事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即“西六师”与“成周八师”（亦称“殷八师”），二者分别承担拱卫宗周与控制东方的战略职能，构成了西周军事力量的双重布局。本章将围绕这两支军队的建制、驻扎、职能及其政治意义展开分析，揭示军事制度与西周政治结构的内在关联。

11.1 西六师的驻扎与职能：拱卫宗周与西方防线

11.1.1 西六师的建制渊源

西六师的建制可追溯至周人克商之前的军事传统。周人早期作为商王朝西部的方国，其军事力量以血缘氏族为基本组织单位。武王伐纣之际，周人集结的“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虽已具备国家军队的雏形，但仍保留浓厚的氏族武装色彩。随着周人取代商王朝成为天下共主，原有的临时性军事组织已无法满足长期统治的需求，建立一支常备化的中央军队成为当务之急。

“西六师”之名，首见于西周金文。西周早期的《小臣单觯》铭文记载“王后反，克商，在成师”，其中“成师”即指成周之师。而“西六师”的明确记载见于西周中期的《禹鼎》铭文：“王廼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这一铭文不仅证实了西六师的存在，更揭示了其与殷八师（即成周八师）并列的军事格局。

关于“六师”之数的来源，学界存在不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六师之制源于《周礼·夏官·司马》所载“王六军”之制，即天子拥有六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总兵力七万五千人。另一种观点则从金文资料出发，认为“六师”并非固定编制的六支军队，而是指六个军事单位的集合。从金文记载来看，“西六师”的规模可能较《周礼》所载为小，但其作为周王直属的中央常备军性质则毋庸置疑。[1]

11.1.2 西六师的驻扎地：宗周与西土防御体系

西六师的驻扎地主要在宗周（镐京）及其周边地区。宗周作为西周的政治中心，其安全防卫自然成为军事布局的首要考量。西六师的核心职能之一，即是拱卫宗周，确保王畿地区的安全。

从地理位置来看，宗周位于关中平原西部，东有函谷关、崤山等天险，西有陇山、渭水上游的戎狄势力。周人虽然克商后迁都于镐京，但其发祥地岐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仍保留着深厚的政治与宗教意义。西六师的驻扎，不仅是为了防御东方可能发生的叛乱，更是为了应对来自西方和北方的戎狄威胁。

西周时期的西方威胁主要来自犬戎、猃狁等部族。西周中期以降，随着周人势力的东移，西土防御逐渐出现松弛。据《多友鼎》铭文记载，猃狁曾大举入侵，兵锋直抵京师附近，周王不得不命武公派遣多友率军抵御。这一事件表明，西六师虽为常备军，但面对日益强大的西方威胁时，仍感兵力不足，需要临时征调其他武装力量。

西六师的防御体系由三个层级构成：

第一层级：宗周核心区防御。 西六师的主力驻扎于镐京及其周边，负责王宫、宗庙、官署等核心政治设施的安全。这一层级的防御以城防为主，辅以城外驻军形成的警戒圈。

第二层级：西土边防线防御。 西六师的部分兵力被部署在关中西部至陇山一线的战略要地，如岐周、豳地、泾渭上游等地。这些驻军点构成了一条自西向东的防御链条，旨在阻止戎狄势力向关中腹地渗透。

第三层级：战略机动力量。 西六师保留一定数量的机动兵力，可随时增援受到威胁的防御节点。这种机动力量的设置，体现了西周军事指挥体系的高度组织化。

表11-1 西六师防御体系层级结构

（来源：据金文资料与文献记载综合整理）

11.1.3 西六师的军事职能与作战方式

西六师的军事职能涵盖防御、征伐、戍守等多个方面。从金文记载来看，西六师参与的重大军事行动包括征伐东夷、淮夷，平定诸侯叛乱，以及抵御西方戎狄的入侵。

其一，征伐东方。 尽管西六师的主要职能是拱卫宗周，但在西周前期，西六师也曾多次参与东征。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平定三监之乱时，西六师作为主力部队，与成周八师协同作战，共同镇压了东方诸侯的反叛。这一时期的西六师尚未完全定位于西方防御，仍具有全国性机动力量的性质。

其二，平定内部叛乱。 西周中期，随着分封制度的展开，一些诸侯国逐渐坐大，甚至出现与中央对抗的倾向。西六师作为周王的直属武装，被用于镇压这些叛乱。如《禹鼎》铭文所载，周王命西六师与殷八师共同征伐噩侯驭方，即属此类行动。

其三，抵御戎狄。 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周人势力东移，西方戎狄的威胁日益严重。西六师逐渐将主要精力转向西方防御，承担起抵御猃狁、犬戎等部族入侵的职责。从《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等金文资料来看，西六师在西方战线上的作战频率明显上升，其战略重心已从东方向西方转移。

西六师的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辅以步兵。西周时期的战车，每乘由四马牵引，车上载甲士三人，分别为御者、射手和戈手。战车之后跟随步兵，形成车步协同的作战队形。西六师作为周王的精锐部队，其装备与训练均优于地方武装，在战场上往往作为突击力量使用。

11.1.4 西六师的指挥体系与后勤保障

西六师的指挥体系直接隶属于周王。通常情况下，周王亲自担任最高统帅，但在实际作战中，往往由“师氏”或“司马”等高级将领代行指挥权。从金文记载来看，“师氏”是西六师的核心指挥官，其地位仅次于周王，直接负责部队的训练、调动与作战指挥。

西六师的军官选拔，遵循西周“世卿世禄”的制度。高级将领多出身于姬姓贵族或功勋世家，其职位往往父子相袭。这种世袭化的军官体系，一方面保证了军事指挥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军队内部的贵族化倾向，为后世军事制度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西六师的后勤保障主要依赖宗周地区的农业产出。西周实行“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士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西六师的士兵在非作战期间，被分派到宗周周边的“田”地进行农耕，其收获的一部分用于军队的日常开支。这种制度既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又保证了军队的粮食供应。

然而，这种“兵农合一”的制度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士兵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必然影响军事训练的质量。加之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化的萌芽，士兵的农耕积极性下降，军队的战斗力也随之受到影响。这一趋势，为西六师在西周后期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11.1.5 西六师的政治意义

西六师不仅是一支军事力量，更是周王权力的象征。作为周王的直属武装，西六师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诸侯国的威慑。在西周政治结构中，西六师与成周八师构成了中央军力的“双核心”体系，使周王在军事上拥有绝对优势，从而确保了分封制度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

西六师的衰落，直接反映了周王权力的下降。西周晚期，随着周王对地方控制力的削弱，西六师的规模与战斗力均出现明显下滑。至幽王时期，西六师已无法有效抵御犬戎的入侵，最终导致宗周沦陷，平王东迁。西六师的兴衰，与西周政治的兴衰同步，成为观察西周政治结构演变的重要窗口。

11.2 成周八师的建立与作用：控制东方与征伐淮夷

11.2.1 成周八师的建立背景

成周八师（亦称“殷八师”）的建立，是西周初年政治形势的产物。武王克商后，虽然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但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依然强大。东方地区，包括原商王朝的核心区域及其附属方国，对新建立的周王朝充满敌意。为了有效控制东方，周武王在克商后不久即开始筹划在东方建立军事据点。

成周（今河南洛阳）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它位于伊洛盆地，西接关中平原，东连中原腹地，南控江汉地区，北通太行山麓。这一位置，使其成为控制东方的理想据点。周武王选择在此建立东都，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量。据《逸周书·度邑》记载，周武王曾对周公旦表示：“定天保，依天室”，即要在东方建立新的政治中心，以加强对东方的控制。

然而，成周城的真正建成，是在周公东征之后。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深感东方局势的不稳定，遂在原有基础上大规模扩建成周城，并将其作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军事中心。成周八师，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的。

关于成周八师与殷八师的关系，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成周八师与殷八师是同一支军队的不同名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者是两支不同的军队，成周八师是周人自己的军队，而殷八师则是收编的商朝降军。从金文资料来看，两种名称在铭文中均有出现，但所指均为驻扎于成周地区的周王直属军队，故可视为同一支军队的两种称谓。

表11-2 成周八师名称演变与金文证据

（来源：据金文资料整理）

11.2.2 成周八师的编制与规模

成周八师的编制规模，学界存在不同估计。一种观点依据《周礼》所载“天子六军”之制，认为“八师”即八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总兵力约十万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师”在西周时期并非固定编制的单位，其规模可能远小于《周礼》所载，八师的总兵力约在二万至四万人之间。

从考古发现来看，成周城遗址的规模与布局，为推测成周八师的驻军规模提供了线索。成周城遗址位于今洛阳市区，城址面积约6平方公里，城内发现有多处大型建筑基址，可能与军事指挥机构有关。此外，在成周城周边还发现了多处西周墓地，其中出土的兵器数量众多，反映了驻军规模之大。

成周八师的编制，可能沿用了商代“师”的编制传统。商代的“师”编制为2500人，八师即20000人。这一数字，与西周早期在东方维持有效统治所需的兵力规模大致相符。考虑到成周八师需要承担征伐、戍守、弹压等多重任务，20000人的兵力应当是合理的估计。

11.2.3 成周八师的战略职能

成周八师的核心职能是控制东方地区，确保周王朝对原商王朝领土及其周边地区的有效统治。具体而言，其战略职能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弹压商遗民的反抗。 武王克商后，商遗民并未完全屈服。周公东征虽然平定了三监之乱，但商遗民的反抗情绪依然存在。成周八师驻扎于成周，直接监视商遗民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生叛乱，即可迅速镇压。这种驻军监视的方式，比单纯的军事征伐更为有效。

第二，征伐东夷与淮夷。 西周时期，东夷与淮夷是周王朝在东方的主要威胁。东夷主要分布在今山东地区，淮夷则分布在淮河流域。这些部族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商亡后仍然保持较强的独立性。成周八师承担了征伐东夷、淮夷的主要任务。据《小臣单觯》《竞卣》等金文记载，成周八师曾多次东征，迫使东夷、淮夷臣服于周王朝。

第三，维护东方诸侯国的秩序。 西周分封制度下，东方诸侯国虽为周王朝的藩属，但彼此之间时常发生冲突。成周八师作为周王的直属武装，有权介入诸侯国的内部事务，维护周王朝的权威。这种干预，既包括军事调解，也包括武力镇压。

第四，支援西六师的西方防御。 虽然成周八师的主要职能是控制东方，但在必要时也可向西调动，支援西六师的西方防御。西周中期以后，随着西方戎狄威胁的加剧，成周八师的部分兵力曾西调参与抵御猃狁的作战。这种东西联动的军事布局，体现了西周军事体系的高度灵活性。

11.2.4 成周八师与淮夷战争

成周八师与淮夷的战争，是西周中期军事史上的重要篇章。淮夷是生活在淮河流域的部族联盟，其势力范围涵盖今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及山东南部地区。西周初年，淮夷曾臣服于周王朝，但随着周王朝统治力的下降，淮夷逐渐脱离了周王朝的控制。

西周中期，周昭王、周穆王时期，周王朝对淮夷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征伐。成周八师作为征伐的主力，参与了这些战争。据《过伯簋》铭文记载：“过伯从王伐反荆，孚金，用作宗室宝尊彝。”这里的“反荆”即指反叛的荆楚，与淮夷关系密切。过伯作为成周八师的将领，随周昭王南征，从征伐中获取了大量战利品。

淮夷战争的频繁发生，反映了西周王朝对东方控制力的下降。西周中期以后，淮夷的叛乱次数明显增多，成周八师虽然能够暂时镇压，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淮夷的威胁。这一趋势，与西周政治结构的整体衰落同步。

11.2.5 成周八师的指挥与后勤

成周八师的指挥体系与西六师类似，直接隶属于周王。但在实际运作中，成周八师的指挥权往往由周王派遣的“师氏”或“司马”掌握。由于成周距离宗周较远，成周八师的指挥官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王对这支军队的控制。

成周八师的后勤保障，主要依赖成周周边地区的农业产出。西周在成周地区实行“井田制”，将土地划分为“公田”与“私田”，士兵在耕种“私田”的同时，也要承担“公田”的耕作义务。这种制度，保证了成周八师的基本粮食供应。

此外，成周八师还通过“贡赋”制度获取物资。东方诸侯国需要定期向周王朝进贡，这些贡赋的一部分被用于成周八师的军需。这种制度，既减轻了周王朝的财政负担，又使成周八师与东方诸侯国形成了某种利益关联。

11.2.6 成周八师的政治意义

成周八师的建立，是西周政治地理布局的关键一环。它使周王朝在东方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据点，从而实现了对原商王朝领土的有效控制。成周八师与西六师的东西呼应，构成了西周军事体系的双重布局，使周王朝在军事上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优势。

成周八师的衰落，同样反映了西周政治结构的演变。西周晚期，随着周王权威的下降，成周八师的规模与战斗力均出现下滑。至平王东迁后，成周八师虽然继续存在，但已无法有效履行其战略职能。这一变化，标志着西周军事制度的终结。

11.3 西周军事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1.3.1 西六师与成周八师的比较

西六师与成周八师虽然同为周王的直属武装，但在驻扎地、职能、编制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西周政治地理的双重结构。

表11-3 西六师与成周八师比较

（来源：据金文资料与文献记载综合整理）

从表11-3可以看出，西六师与成周八师的战略定位存在明确分工。西六师侧重于西方防御，成周八师侧重于东方控制。这种分工，既考虑了地理环境的差异，也考虑了政治形势的需要。西六师面对的是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其作战方式以防御为主；成周八师面对的是以农耕为主的东夷、淮夷，其作战方式以征伐为主。

11.3.2 军事制度与西周政治结构的关系

西六师与成周八师的双重布局，是西周政治结构在军事领域的体现。西周政治结构的核心是“宗法—分封—礼乐”三位一体，军事制度则是这一结构的支撑骨架。

首先，军事制度与宗法制度相互嵌入。西六师与成周八师的指挥官，多出身于姬姓贵族，其职位往往父子相袭。这种世袭化的军官体系，与宗法制度中的嫡长子继承制高度契合。军事权力的宗法化，既保证了军事指挥的连续性，也强化了宗法制度在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其次，军事制度与分封制度相互支撑。分封制度下，诸侯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但其规模受到严格限制。西六师与成周八师作为中央军队，在数量与装备上均优于诸侯武装，从而确保了周王对诸侯国的军事优势。这种军事优势，是分封制度得以长期维持的基础。

再次，军事制度与礼乐制度相互配合。西周时期的军事仪式，如“大阅”“大搜”等，均属于礼乐制度的范畴。这些仪式不仅具有军事训练的功能，更承担着政治教化的职能。通过军事仪式，周王向诸侯国展示了中央军队的威严，强化了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

11.3.3 西周军事制度的历史影响

西周军事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六师与成周八师的双重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中央军—地方军”军事体系的基本模式。后世王朝的“禁军—府兵”“禁军—卫所”等制度，均可在西周军事制度中找到历史渊源。

此外，西周军事制度中的“兵农合一”理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战国时期的“寓兵于农”，到秦汉时期的“更卒”制度，再到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均体现了“兵农合一”的思想。这一制度在保证军队兵源的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重要特征。

然而，西周军事制度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其一，世袭化的军官体系导致军事指挥的僵化，不利于军事创新。其二，“兵农合一”制度使士兵的军事训练不足，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其三，西六师与成周八师的双重布局，虽然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也造成了军事资源的分散，不利于应对突发性的重大威胁。

11.4 章节小结

西周军事制度以西六师与成周八师为核心，构成了拱卫宗周与控制东方的双重布局。西六师驻扎于宗周，承担拱卫王畿与西方防御的职能；成周八师驻扎于成周，承担控制东方与征伐淮夷的职能。二者在战略上相互配合，使周王朝在军事上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优势。

西六师与成周八师的建立，是西周政治结构在军事领域的体现。军事制度与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礼乐制度的耦合，使西周政治结构获得了军事上的支撑。然而，随着西周政治结构的演变，西六师与成周八师也经历了从强盛到衰落的过程。至西周晚期，这两支中央军队已无法有效履行其战略职能，最终导致宗周沦陷、平王东迁。

西周军事制度的兴衰，深刻反映了西周政治结构从确立、巩固到瓦解的历史进程。西六师与成周八师的双重布局，不仅是军事史上的重要篇章，更是理解西周政治结构演变的关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