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空间与自然观

5.1 引言：意境空间作为中国艺术的空间范式

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观念构成了一种与西方艺术传统截然不同的空间范式。如果说西方艺术从文艺复兴透视法到巴洛克动态空间，始终围绕着“再现”与“观看”的认识论问题展开，那么中国古典园林则指向一种更为根本的存在论关怀——如何在有限的人造空间中，呈现无限的宇宙秩序与生命意蕴。这种空间观念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意境空间”（space of artistic conception）这一概念。

所谓“意境空间”，并非指一种客观的、可测量的物理空间，而是一种通过物质媒介——叠山、理水、建筑、植物——所营造的心理-精神空间。它既不是西方透视法所追求的“窗口式”再现空间，也不是巴洛克艺术所创造的“卷入式”体验空间，而是一种旨在引发观者精神漫游与情感共鸣的“诗性空间”。正如明代计成在《园冶》中所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中国园林的空间营造追求的是人工与自然的有机融合，而非对自然的机械模仿或对空间的几何化控制。

本章提出的核心假说为：中国古典园林通过叠山理水、借景对景等造园手法，创造了一种以“意境”为本质特征的空间形态，这种空间形态深刻地体现了“天人合一”（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的宇宙观。以明清江南私家园林为主要考察对象，本章将依次分析其造园手法、诗画融合的空间体验，以及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最终揭示中国园林空间观念的本体论基础与认识论特征。

5.2 造园手法：借景与对景的空间层次营造

5.2.1 借景：空间边界的消解与无限性的引入

中国古典园林最核心的造园手法之一，便是“借景”（borrowed scenery）。这一概念最早由计成在《园冶》中系统阐述：“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所谓借景，即通过巧妙的布局与视线引导，将园外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纳入园内的视觉体验之中，从而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出无限的意境。

借景的本质，是对空间边界的消解（d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boundaries）。西方园林，尤其是法国古典主义园林，如凡尔赛宫苑，强调对自然进行几何化、秩序化的改造，其空间边界清晰明确——轴线、花坛、水渠、林荫道构成了一个封闭而自足的空间体系。而中国园林则恰恰相反，它试图通过借景手法，打破园内与园外的界限，将更广阔的自然世界引入观者的视野。苏州拙政园借景北寺塔，便是这一手法的经典案例。从拙政园的远香堂向北眺望，北寺塔的轮廓被巧妙地纳入园景之中，使观者产生“园外有园”的空间错觉。

从空间认识论的角度看，借景体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透视法的空间观念。西方透视法以固定的视点（vanishing point）为中心，构建了一个理性的、几何化的空间体系；而借景则是一种流动的、多视点的空间组织方式。它不追求空间的统一性与连续性，而是追求空间的层次性与丰富性。正如童寯在《江南园林志》中所指出的：“中国园林，非徒供游观，实为可居可游之地。”借景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可居可游”的空间体验——它既不是让观者被动地观看一个固定的画面，也不是让观者被卷入一个封闭的空间，而是引导观者在空间中自由漫步，不断发现新的景致与意趣 [1]。

5.2.2 对景：空间关系的建立与视觉节奏的生成

与借景相辅相成的另一核心手法是“对景”（opposite scenery）。对景是指在园林空间中，通过建筑、山石、水体、植物等元素的精心布置，在两个或多个观赏点之间建立起视觉上的呼应关系。这种呼应关系可以是直接的——如一座亭子正对一座假山——也可以是间接的——如透过漏窗或门洞所看到的“框景”。对景手法的运用，使得园林空间不再是孤立元素的堆砌，而是一个有机的、相互关联的整体。

对景的空间逻辑，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法”（perspective）有着根本性的差异。透视法建立在几何学的基础之上，它假设一个固定的视点，并通过数学计算来确定物体在画面中的大小与位置。对景则建立在“游观”（roaming viewing）的基础之上，它不预设固定的视点，而是通过空间的序列组织，引导观者在移动中不断调整观看角度。换言之，透视法是一种“静态”的空间再现，而对景则是一种“动态”的空间体验。

这种动态的空间体验，在明清园林中得到了极致的体现。以苏州留园为例，其空间序列的组织极为精妙。从入口到中心景区，观者需要经过一系列曲折的廊道、院落与门洞，每一次转折都意味着一个新的视觉画面。这种空间序列的组织方式，类似于中国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scattered perspective）——它不追求单一视点的统一性，而是追求多视点的流动性。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提出的“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中国山水画的空间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多视点的空间观 [2]。

5.2.3 空间层次的营造：从“隔”到“透”的辩证法

借景与对景的运用，最终服务于中国园林空间层次的营造。这种空间层次的营造，遵循着一种独特的辩证法——从“隔”（separation）到“透”（penetration）的辩证运动。

“隔”是营造空间层次的基础。中国园林中大量使用墙垣、廊道、假山、植物等元素来分隔空间，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院落或景区。这种分隔不是为了封闭空间，而是为了制造空间的“深度”（depth）。正如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言：“开窗莫妙于借景，而借景之法，又莫妙于隔而不隔。”所谓“隔而不隔”，指的是空间的隔断不应是完全的、绝对的，而应是部分的、相对的——通过漏窗、门洞、花墙等手法，使被隔开的空间之间保持着视觉上的联系。

“透”则是“隔”的目的。通过“隔”所制造的空间层次，最终要通过“透”来实现空间的流动与贯通。这种“透”不是西方建筑中的“开敞”（openness），而是一种有节制的、含蓄的“透”。它不追求一目了然的通透，而追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这种含蓄的空间表达，正是中国园林“意境”产生的根源——它不直接呈现一切，而是通过暗示、引导、诱发的方式，激发观者的想象力与情感共鸣。

从表5-1可以看出，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在空间层次营造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表5-1 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空间层次营造比较

（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中西方对“空间”本身的不同理解。西方空间观念深受欧几里得几何学与牛顿物理学的影响，将空间视为一种客观的、均质的、无限延伸的容器；而中国空间观念则更接近于一种“场域”（field）的概念——空间不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抽象存在，而是与物质、时间、人的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具体存在。正如宗白华所言：“中国画中的空间意识是基于中国的特有艺术书法的空间表现力，……是一种‘书法的空间’。”这种“书法的空间”，强调的是空间的节奏、韵律与生命力，而非空间的几何结构与数学关系 [1]。

5.3 意境与诗画融合：文学性空间体验

5.3.1 园林作为“立体的诗画”

中国古典园林不仅是一种空间艺术，更是一种“立体的诗画”——它将诗歌的时间性与绘画的空间性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学性空间体验”（literary spatial experience）。这种体验的核心，是“意境”（artistic conception）的生成。

所谓“意境”，是中国美学中的核心概念，指的是艺术作品通过形象所营造的一种超越形象本身的情感氛围与精神境界。在中国园林中，意境不是通过直接的视觉呈现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暗示、象征、联想等间接方式，激发观者的情感共鸣与精神想象。例如，苏州拙政园的“荷风四面亭”，不仅是一个供人休憩的建筑物，更是一个引发观者联想“接天莲叶无穷碧”这一诗句意境的媒介。当观者坐在亭中，面对满池荷花，所体验到的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美感，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仿佛置身于宋代诗人杨万里所描绘的西湖风光之中。

这种文学性空间体验的形成，与中国园林的“命名”传统密切相关。中国园林中的每一处景点——无论是亭台楼阁，还是山石水榭——都有其特定的名称。这些名称往往取自古典诗词或历史典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苏州留园的“闻木樨香轩”，取自佛教禅宗公案；拙政园的“与谁同坐轩”，取自苏轼《点绛唇》词中的名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这些命名不仅为景观提供了文化注解，更引导观者从特定的文化视角来体验空间。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园林中的景观元素（建筑、山石、水体、植物）构成了“能指”（signifier），而它们的命名与文化内涵则构成了“所指”（signified）。这种能指与所指的分离，正是中国园林“意境”产生的根本机制。正如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指出的，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符号本身决定的，而是由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决定的。在中国园林中，一个亭子之所以不仅仅是一个亭子，是因为它的命名将其与特定的文化语境联系在了一起，从而产生了超越物理实体的意义 [1]。

5.3.2 时间维度的引入：四季变化与空间体验

中国园林的空间体验，不仅涉及空间维度，更涉及时间维度。这种时间维度的引入，是中国园林区别于西方园林的一个重要特征。

西方古典园林，尤其是法国古典主义园林，追求的是空间的“永恒性”（eternity）——通过几何化的布局、修剪整齐的植物、稳定的建筑材料，营造一种超越时间变化的秩序感。而中国园林则恰恰相反，它追求的是空间的“时间性”（temporality）——通过植物的四季变化、水体的流动、光影的移动，让观者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律动。

这种时间维度的引入，在园林设计中体现为“应时而借”的原则。计成在《园冶》中明确指出：“应时而借”，即根据季节、时辰、天气的变化来选择借景的对象。春天的花、夏天的荷、秋天的叶、冬天的雪，都是园林中重要的借景元素。这种设计理念，使得园林空间不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观者每次造访园林，都能获得不同的空间体验。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这种时间维度的引入使得中国园林的空间体验更接近于一种“时间-空间”（time-space）的复合体，而非单纯的物理空间。正如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所指出的，空间体验不是一种纯粹的视觉体验，而是一种“身体-主体”在时间中的展开。中国园林的“游观”体验，正是这种身体-主体在时间中展开的空间体验——观者不是静止地观看一幅画面，而是在行走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与视角，从而获得一种动态的、时间性的空间感知 [1]。

5.3.3 文学性空间体验的美学特征

中国园林的文学性空间体验，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美学特征：

第一，“含蓄”（implicitness）。中国园林不追求一目了然的直白呈现，而是追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表达。这种含蓄，体现在空间的“隔”与“透”的辩证关系上，也体现在景观的命名与象征上。例如，苏州网师园的“月到风来亭”，其名称暗示着一种只有在特定时辰才能体验到的意境——当月亮升起、微风拂面时，观者才能真正理解这个亭子的意义。这种含蓄的表达，激发了观者的想象力与期待感。

第二，“留白”（blank-leaving）。中国园林的空间布局，强调“虚实相生”——既有实体的建筑、山石、水体，也有虚体的空间、空白、留白。这种留白，在中国山水画中同样重要——所谓“计白当黑”，空白本身也是一种表达。在园林中，留白表现为院落中的空地、水面上的空白、墙上的漏窗等。这些留白，为观者的想象提供了空间，也为空间的节奏提供了喘息。

第三，“诗性”（poetic quality）。中国园林的空间体验，本质上是一种诗性体验。这种诗性，不仅体现在景观的命名与题咏上，更体现在空间的组织与序列上。园林中的空间序列，类似于诗歌中的韵律结构——有起承转合，有高潮与低潮，有疏密与节奏。观者在园林中行走，就像在阅读一首立体的诗歌——每一个转折都意味着一个新的意境，每一个停留都意味着一次情感的升华。

表5-2 中国园林文学性空间体验的美学特征

（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5.4 园林中的哲学思想：道家自然观与儒家秩序

5.4.1 道家自然观：天人合一的空间表达

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空间，其哲学根源可以追溯到道家的自然观。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道”（Dao）、“自然”（ziran）、“无为”（wuwei）——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园林的空间观念与设计理念。

在道家看来，“道”是宇宙的本源与运行规律，而“自然”则是“道”的具体体现。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应该效法自然，而不是试图征服或改造自然。这种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中国园林的设计理念——园林不是对自然的征服或改造，而是对自然的“效法”与“呈现”。

这种效法，不是对自然形态的简单模仿，而是对自然“精神”的把握与呈现。中国园林中的叠山理水，追求的是一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虽然是人造的景观，但要呈现出自然的韵味与神采。这种追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山”的营造。中国园林中的假山，不是对真实山体的机械模仿，而是对山体“气势”的艺术化再现。通过石头的纹理、形态、组合，营造出山体的“势”（potential energy）与“韵”（rhythm）。这种造山手法，深受郭熙“三远法”的影响——高远之势、深远之意、平远之境，都是通过石头的巧妙组合来实现的。

第二，“水”的营造。水在中国园林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所谓“无水不成园”。水不仅具有视觉上的美感（水面、倒影），更具有听觉上的美感（流水声、滴水声）与触觉上的美感（水的清凉、湿润）。水的流动性、变化性，与道家的“水”哲学密切相关——老子以水喻“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第八章）。园林中的水景，正是这种“不争”精神的体现——它不刻意突出自己，而是通过与山石、建筑、植物的配合，营造出整体的意境。

第三，“植物”的营造。中国园林中的植物选择，不仅考虑其视觉效果，更考虑其文化象征。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象征着坚韧与高洁；荷花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牡丹象征着富贵与繁荣。这些植物的种植，不仅美化了空间，更赋予了空间以文化意义与精神内涵。

从空间认识论的角度看，道家的自然观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机械论宇宙观的“有机宇宙观”（organic cosmology）。在这种宇宙观中，宇宙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化的整体，而非机械的、可分割的客体。人不是宇宙的征服者，而是宇宙的一部分——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核心含义。中国园林的空间营造，正是这种“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物质体现——它通过人工的手段，呈现自然的秩序，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2]。

5.4.2 儒家秩序：礼制与伦理的空间表达

如果说道家自然观为中国园林提供了“意境”的精神内核，那么儒家秩序则为中国园林提供了“空间”的社会逻辑。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礼”（ritual）、“仁”（benevolence）、“和”（harmony）——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园林的空间组织与功能分配。

儒家秩序在园林中的体现，首先表现为空间的“等级性”（hierarchy）。明清园林中，不同功能的空间具有明确的等级区分——主人的居所位于园林的核心位置，宾客的居所位于次要位置，仆人的居所则位于边缘位置。这种空间等级，与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相对应。例如，苏州拙政园的远香堂，作为园林的主要厅堂，其位置、规模、装饰都明显优于其他建筑，体现了主人的社会地位与权威。

其次，儒家秩序体现为空间的“礼仪性”（ritualistic function）。中国园林中的许多空间，都具有特定的礼仪功能——迎宾、宴客、读书、品茗、赏景等。这些功能的分配，不是随意的，而是按照儒家的礼制规范来组织的。例如，园林中的“书斋”通常位于较为僻静的角落，以便主人读书修身；而“花厅”则位于较为开敞的位置，以便主人宴请宾客。

第三，儒家秩序体现为空间的“序列性”（sequential order）。中国园林的空间组织，强调“起承转合”的序列——从入口到核心景区，观者需要经历一系列的空间转换。这种序列性，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秩序相呼应。空间的序列，不仅具有功能上的意义，更具有象征上的意义——它引导观者从世俗的喧嚣走向精神的宁静，从外在的礼仪走向内在的修养。

值得注意的是，道家自然观与儒家秩序在中国园林中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道家提供的是园林的精神内核——追求自然、意境、自由；儒家提供的是园林的社会逻辑——强调秩序、礼仪、等级。这种“儒道互补”的哲学格局，使得中国园林既具有超越性（意境），又具有世俗性（秩序）；既具有诗意（自然），又具有实用（居住）。这种二元性，正是中国园林区别于西方园林的一个重要特征 [1]。

5.4.3 空间哲学的比较：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空间哲学的角度，对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进行系统的比较。这种比较，有助于揭示中西方空间观念的本体论差异与认识论差异。

从本体论（ontology）的角度看，中国园林的空间观念基于一种“有机论”（organicism），而西方园林的空间观念则基于一种“机械论”（mechanism）。有机论认为，宇宙是一个生命化的整体，空间不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抽象存在，而是与物质、时间、人的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具体存在。机械论则认为，宇宙是一个可分割的机器，空间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均质的、无限延伸的容器。这种本体论差异，导致了中西方园林在空间组织上的根本分歧——中国园林追求空间的有机统一，西方园林追求空间的几何秩序。

从认识论（epistemology）的角度看，中国园林的空间观念基于一种“体验论”（experientialism），而西方园林的空间观念则基于一种“再现论”（representationalism）。体验论认为，空间知识不是通过视觉的客观观察获得的，而是通过身体的移动、情感的变化、时间的流逝等主观体验获得的。再现论则认为，空间知识是通过视觉的客观观察获得的，空间可以被精确地测量、再现、控制。这种认识论差异，导致了中西方园林在空间体验上的根本分歧——中国园林追求空间的“游观”体验，西方园林追求空间的“透视”再现。

表5-3 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的空间哲学比较

（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这种空间哲学的差异，最终体现为两种不同的“空间理想”（spatial ideal）。西方园林的空间理想，是“秩序”（order）——通过几何化的布局、对称的轴线、清晰的边界，营造一种理性的、可控的空间。中国园林的空间理想，则是“意境”（artistic conception）——通过含蓄的表达、留白的处理、诗性的组织，营造一种超越物理空间的、精神性的空间。这种空间理想的差异，不仅反映了中西方艺术的不同追求，更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价值观——西方文化追求理性、秩序、控制，中国文化追求自然、意境、和谐 [1]。

5.5 明清园林的典型案例分析

5.5.1 苏州拙政园：空间序列与意境营造

苏州拙政园，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集中体现了中国园林的空间观念与造园手法。拙政园始建于明正德年间（1509年），由御史王献臣所建，后经历代修葺，形成了今日的规模。

拙政园的空间组织，堪称“空间序列”的典范。从入口到中心景区，观者需要经历一系列的空间转换——从狭窄的门廊，到开阔的水面，再到曲折的廊道，最后到达核心的远香堂。这种空间序列的组织，类似于中国山水画中的“散点透视”——它不追求单一视点的统一性，而是追求多视点的流动性。

拙政园的“借景”手法，尤为精妙。从远香堂向北眺望，北寺塔的轮廓被巧妙地纳入园景之中，使观者产生“园外有园”的空间错觉。这种借景手法，不仅打破了园内与园外的界限，更将更广阔的自然世界引入了观者的视野。正如计成在《园冶》中所言：“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拙政园的借景，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体现。

拙政园的“意境”营造，同样值得关注。园中的每一处景点，都有其特定的名称与文化内涵。例如，“荷风四面亭”暗示着夏季荷花盛开时的意境，“与谁同坐轩”则引用苏轼的词句，引导观者体验“明月清风我”的精神境界。这些命名，不仅为景观提供了文化注解，更引导观者从特定的文化视角来体验空间。

5.5.2 苏州留园：空间层次与视觉节奏

苏州留园，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93年），由徐泰时所建，后经历代修葺，形成了今日的规模。留园的空间组织，以“空间层次”与“视觉节奏”著称。

留园的空间层次，通过“隔”与“透”的辩证关系来实现。园中大量使用墙垣、廊道、假山、植物等元素来分隔空间，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院落或景区。同时，通过漏窗、门洞、花墙等手法，使被隔开的空间之间保持着视觉上的联系。这种“隔而不透”的空间处理，制造了空间的“深度”与“层次”。

留园的视觉节奏，则通过“对景”手法来实现。园中的每一处景点，都与相邻的景点形成视觉上的呼应关系。例如，从“闻木樨香轩”望向“曲溪楼”，两者之间通过假山与植物的配合，形成了一种和谐的视觉关系。这种对景手法，使得园林空间不再是孤立元素的堆砌，而是一个有机的、相互关联的整体。

留园的“意境”营造，同样值得关注。园中的“冠云峰”，是一块高达六米的太湖石，其形态奇特，纹理丰富，被视为“瘦、透、漏、皱”的审美标准。这块太湖石不仅具有视觉上的美感，更具有精神上的意义——它象征着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象征着文人的高洁品格。

5.5.3 苏州网师园：小中见大的空间智慧

苏州网师园，始建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年），后经历代修葺，形成了今日的规模。网师园的面积较小，但其空间处理却极为精妙，堪称“小中见大”的典范。

网师园的空间智慧，首先体现为“空间压缩”。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借景、对景、隔透等手法，创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与视觉体验。园中的“月到风来亭”，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亭子，但其位置、朝向、命名，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使得观者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体验到无限的意境。

网师园的空间智慧，其次体现为“时空融合”。园中的“殿春簃”，是一个以四季变化为主题的空间——春季的花、夏季的荷、秋季的叶、冬季的雪，都被巧妙地纳入了空间的体验之中。这种时空融合的设计理念，使得园林空间不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网师园的空间智慧，最终体现为“精神超越”。园中的“射鸭廊”、“琴室”、“茶寮”等空间，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功能——弹琴、品茶、读书、赏景。这些功能不仅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更满足了精神生活的需求——通过琴、茶、书、景等媒介，实现精神的超越与升华。

表5-4 明清典型园林空间特征比较

（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5.6 章节小结：意境空间的本体论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古典园林通过叠山理水、借景对景等造园手法，创造了一种以“意境”为本质特征的空间形态。这种空间形态，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存在方式——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空间”与“自然”的独特理解。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中国园林的空间观念基于一种“有机宇宙观”（organic cosmology）。在这种宇宙观中，宇宙是一个生命化的整体，空间不是独立于物质之外的抽象存在，而是与物质、时间、人的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具体存在。中国园林的“意境空间”，正是这种有机宇宙观的空间表达——它通过人工的手段，呈现自然的秩序，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中国园林的空间观念基于一种“体验论”（experientialism）。在这种认识论中，空间知识不是通过视觉的客观观察获得的，而是通过身体的移动、情感的变化、时间的流逝等主观体验获得的。中国园林的“游观”体验，正是这种体验论的空间实践——它引导观者在空间中自由漫步，不断发现新的景致与意趣，最终获得一种精神性的空间体验。

这种意境空间的本体论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再现性空间”的“存在性空间”范式。西方艺术从文艺复兴透视法到巴洛克动态空间，始终围绕着“再现”与“观看”的认识论问题展开；而中国园林则指向一种更为根本的存在论关怀——如何在有限的人造空间中，呈现无限的宇宙秩序与生命意蕴。这种存在论关怀，使得中国园林的空间观念具有了超越艺术本身的哲学意义。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转向中国山水画的“散点透视”与“游观空间”，进一步考察中国艺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创造一种不同于西方透视法的空间再现方式。这一考察将为我们理解中国艺术的“意境”传统提供更加深入的理论基础。

本章关键词：意境空间（artistic conception space）、借景（borrowed scenery）、对景（opposite scenery）、天人合一（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道家自然观（Daoist view of nature）、儒家秩序（Confucian order）、游观（roaming vie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