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农业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发展

西周农业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发展，是理解西周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关键环节。井田制的运作、分封制的实施、礼乐制度的维持，无不以农业生产的实际水平为物质前提。本章旨在系统分析西周时期亩制结构与耕作技术、作物品种与农业工具的发展状况，进而评估农业发展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

9.1 亩制结构与耕作技术

9.1.1 亩制的基本形态与功能

西周农田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亩”与“畎”，二者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土地整治体系。《国语·周语下》韦注：“下曰畎，高曰亩。亩，垄也。”所谓“亩”，即田间高出地面的土垄；所谓“畎”，即垄旁侧用于排水或灌溉的水沟。这种“亩畎”结构的形成，是西周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显著标志。

《诗经》中多次出现的“南亩”一词，即指土垄呈南北走向的田地。《小雅·大田》云：“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周颂·载芟》亦云：“有略其耜，俶载南亩。”这种“南亩”的修筑，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对日照、风向等自然条件的深刻认识。南向的亩垄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阳光照射，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南北走向的垄沟便于排水与灌溉，优化了农田的水分管理。

西周农田的亩制还涉及“疆”与“洫”的配套建设。《尚书·梓材》云：“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伪孔传释“疆”为“界”，“畎”为“水沟”。这表明，周人在开垦土地之后，随即进行疆界的划定与沟洫的开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田水利系统。《周礼·遂人》所言“十夫有沟”，虽成书于战国，但其制度渊源可追溯至西周。

春秋时期的历史记录进一步证实了亩制的重要性。公元前589年鞌之战后，晋国强迫齐国“使齐之封尽东其亩”（《左传》成公二年）。晋文公伐卫之后，亦曾要求卫国将“南亩”一律改为“东亩”（《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些军事外交上的强硬要求表明，农田中“亩”的方向与结构，直接关系到兵车的通行与军事行动的便利，足见亩制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

9.1.2 耦耕技术的操作原理与社会意义

耦耕是西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耕作方式，其核心特征在于二人协作、共同发土。《考工记》载：“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这段文献对耦耕的具体操作给出了明确的界定：二人各执一耜，并排或相对而耕，同时将耜刺入土中，合力翻起宽一尺、深一尺的土块，形成畎沟。

关于耦耕的具体形式，历代学者多有讨论。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大田》认为二人拿两耜相对而耕；唐代贾公彦《考工记疏》则认为二人一前一后协作，未必同时并发。清代程瑶田在《沟洫疆理小记·耦耕义述》中提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必二人并二耜而耦耕之，合力同奋，刺土得势，土乃迸发，以终长亩不难也。”这种解释强调“合力同奋”的力学效果：二人同时发力，可以使耜刺入更深、翻起更大的土块，从而显著提高垦耕效率 。

耦耕的操作方式与西周时期的耕具特点密切相关。西周的主要耕具是耒和耜，二者均为脚踏式耕具。《豳风·七月》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毛传》释“举趾”为“民无不举足而耕也”。这种“跖耒而耕”或“蹠耒躬耕”的方式，需要耕作者用脚踏在耜的横木上，将锋刃刺入土中，然后按住柄部向外挑拨，将土块翻起。《淮南子·缪称训》载：“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高诱注：“却谓耕者却行。”这种“却行”的耕作方式，决定了单人耕作效率有限。《淮南子·主术训》指出：“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因此，采用二人合作的耦耕方式，成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必然选择。

耦耕的社会组织意义同样不容忽视。《诗经·周颂·噫嘻》云：“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这是对西周大规模耦耕场面的描写。《周颂·载芟》亦云：“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这种“千耦”“十千”的规模，绝非个体家庭所能组织，而必须依托于宗族或国家层面的动员。耦耕的实行，实际上是将农业生产纳入宗法政治体系之中，成为国家动员社会劳动的一种重要形式。《逸周书·大聚解》所谓“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正是对这一制度的社会功能的概括 [1]。

9.1.3 土壤耕作与农田管理技术

西周时期的农田管理技术已具备一定的精细化特征，体现在土地开垦、播种前的整地、苗期管理等多个环节。

在土地开垦方面，西周形成了“菑—新—畬”的递进式耕作体系。《尔雅·释地》云：“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说文解字》释“菑”为“不耕田也”，即初垦而尚未播种之田；释“畬”为“三岁治田也”，即经过三年整治后已成沃土。这种分类并非简单的土地命名，而是反映了西周时期对土地肥力恢复与利用的系统认识。初垦之田（菑田）杂草丛生、土壤结构疏松，需经过一年的整治才能播种；第二年的“新田”已可种植，但肥力尚不稳定；第三年的“畬田”才算进入稳定产出的阶段 [2]。

在苗期管理方面，西周已掌握中耕除草与施肥技术。《诗经·周颂·良耜》云：“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毛传：“镈，薅器也；赵，刺也。”这段诗句描述了使用镈这种中耕农具进行除草，使杂草腐烂成为肥料，促进禾苗生长的过程。这表明西周农民已经认识到杂草腐烂后可转化为有机肥料的原理，形成了朴素的“绿肥”观念。

在虫害防治方面，西周已有初步的措施。《诗经·小雅·大田》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稺。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传：“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朱熹《诗集传》解释“秉畀炎火”为“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的诱杀方法。这种利用火光诱集并焚烧害虫的方法，是中国古代生物防治技术的早期实践 [2]。

表9-1 西周农田耕作技术体系

（来源：综合《诗经》《尚书》《尔雅》《考工记》等文献）

9.2 作物品种与农业工具

9.2.1 主要作物品种的构成与分布

西周时期的农作物品种已相当丰富，《诗经》中的农事诗如《七月》《大田》《噫嘻》等，均有“百谷”之称。所谓“百谷”，并非确数，而是用以形容作物种类的繁多。随着农业实践的积累，至春秋战国时期，“五谷”之说逐渐形成，用以指称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西周时期的主要作物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黍。《说文解字》：“黍，禾属而黏者也。”黍粒较谷粒略大而呈黄色，又称大黄米，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诗经》中凡提及谷物种类，常以黍为首，如《生民》之“种之黄茂”，孔疏以为指“黍、稷之谷”。黍的黏性强、耐旱，适宜于黄土地带种植，在西周农业中地位极为重要。《论语·微子》载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以黍为待客细粮，可见其珍贵。

稷与禾。周人自称始祖为“后稷”，并以“社稷”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足见稷在周人观念中的崇高地位。稷为禾之一种，同属粟类，是黄河流域最古老的栽培作物之一。《诗经·七月》之“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其中“禾稼”为泛指，但“禾”本身亦可特指粟。稷的适应性强、产量稳定，是西周时期平民的主要食粮。

麦。周人已区分大麦与小麦。《诗经·周颂·臣工》云：“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思文》亦云：“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朱熹《诗集传》注：“来，小麦。牟，大麦。”麦的引入和推广，对西周农业具有重要意义。麦类作物的生长期与黍、稷不同，可以在秋冬播种、初夏收获，从而为一年两熟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春秋初年，成周地区已开始实行冬小麦与小米轮种，一年可收获两茬庄稼（《左传》隐公三年）。

麻。《诗经·七月》云：“九月叔苴……食我农夫。”毛传：“叔，拾也。苴，麻子也。”麻子可作为粮食食用，麻秆纤维则是制作布衣的主要原料。麻的种植在西周较为普遍，“禾麻菽麦”并称，反映了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菽。菽即豆类，包括大豆、小豆等。《诗经·七月》又云：“七月烹葵及菽。”菽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与黍、稷等主食搭配，构成了西周平民的基本膳食结构。豆科作物还具有固氮作用，有利于保持土壤肥力，因此在轮作体系中具有独特价值。

表9-2 西周主要农作物品种及特征

（来源：《诗经》相关篇目）

9.2.2 农具的材质改进与类型分化

西周时期农具的发展，经历了从木石材质向金属材质过渡的关键阶段。这种材质上的改进，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西周农具中已出现带有金属锋刃的器物，如钱、镈、铚等。《诗经·周颂·臣工》云：“庤乃钱镈，奄观铚艾。”毛传：“钱，铫也；镈，薅器也；铚，获器也。”这些农具的命名，已明确指向其金属特征。关于这些金属锋刃的具体材质，学术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系青铜制品，也有学者主张可能已出现铁制农具。从目前的考古证据看，西周时期尚未发现确凿的铁农具，因此青铜锋刃的可能性更大。但即使仅为青铜材质，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亦不容低估。古代农具的金属锋刃往往仅镶嵌在刃口边缘，所需青铜量极少，因此即使青铜较为贵重，也不妨碍其在农具中普及 。

西周农具的类型已呈现多样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类：

耕垦农具。以耒、耜为代表。耒为歧头有刺的耕具，耜则如铲状，二者均为脚踏式耕具。《考工记》称耒有“直庛”和“句庛”两种形制，“坚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则利推，句庛则利发”。耜的功用不限于翻土，还承担着“为沟洫”和“俶载南亩”的双重任务，因此成为西周时期最常用的耕具。《国语·周语中》单襄公引“周制”云：“民无悬耜，野无奥草。”可见耜的使用已极为普遍，成为衡量农民勤惰的标志。

中耕农具。以镈（钱）为代表。镈类似于后世的锄，用于除草松土。《诗经·周颂·良耜》“其镈斯赵，以薅荼蓼”的描述，正是镈在中耕作业中的实际应用。中耕是西周农业精细化的重要标志，通过除草不仅可以减少杂草对养分的竞争，还能将杂草转化为绿肥。

收割农具。以铚、艾为代表。铚是一种短镰，用于割取禾穗。《诗经·周颂·臣工》“奄观铚艾”，《周颂·载芟》“有略其耜”，均反映了收割环节的工具使用。收割工具的改进，有助于提高收获效率，减少粮食损耗。

9.2.3 耕作技术对农业生产力的提升

西周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是工具改进与技术革新的综合结果。其中，黄土地带的土壤特性与金属锋刃农具的结合，是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因素。

黄土具有质地疏松、易于耕垦的特点，这与西周所使用的脚踏式耕具形成了良好的适配。李亚农在《西周与东周》中曾指出，周人对黄土地带有着“特别浓厚的偏爱”，这种偏爱与周人的垦耕技术密切相关。在未发明牛耕和犁耕的条件下，使用脚踏式耒耜配合耦耕方法，足以在黄土地带实现有效的垦耕 。

耦耕技术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垦耕效率。程瑶田《耦耕义述》指出，二人“合力同奋”，可使“刺土得势，土乃迸发”。这种效率的提升，不仅体现在单位时间内耕垦面积的增加，更体现在耕深度的加大。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记载：“广人荆棘费锄之地，三人二踏犁，夹掘一穴，方可五尺，宿根巨梗无不翻举，甚易为功。”这种后世遗存的“踏犁”耦耕法，可为理解西周耦耕的效率提供参照。

西周时期虽未发明牛耕，但耦耕在黄土地带所发挥的效率，已为农业生产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这种生产力水平，支撑了井田制下“公田”与“私田”的分工模式，也维持了宗法社会对农业剩余劳动的集中动员能力。

9.3 农业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9.3.1 农业剩余与政治权力的强化

西周农业技术的进步，最直接的后果是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这种剩余的增加，为政治权力的集中与强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诗经》中对丰收场面的描写，生动反映了农业剩余的规模。《周颂·良耜》云：“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小雅·甫田》亦云：“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这些描写虽有文学夸张成分，但所反映的农业收获规模，应当具有事实依据。“百室盈止”“千斯仓”“万斯箱”的表述，表明粮食产量已远超生产者自身的消费需求，形成了可观的剩余产品。

农业剩余的分配，成为西周政治制度运作的核心环节。通过“助法”与“彻法”，周王室与各级贵族从农民手中获取粮食，用以维持官僚体系、军事力量以及礼乐活动的运转。《孟子·滕文公上》引龙子之言：“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所谓“助”，即借民力以耕公田，公田的收获归贵族所有；所谓“彻”，即按一定比例征收实物税。这两种赋税形式，均以农业剩余的存在为前提。

农业剩余的集中，还支撑了西周时期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宫殿营造和青铜器铸造。这些非农业生产活动所需的粮食供应，均仰赖于农业剩余产品的再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周政治制度的高度发展，正是以农业技术的进步为根基的。

9.3.2 人口增长与土地压力的出现

农业剩余的增加，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西周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对土地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这种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张力，在西周中期已有所体现。一方面，耦耕等耕作技术的普及，使更多的荒地得以开垦；另一方面，可开垦的荒地毕竟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显现。《诗经·大雅·桑柔》云：“降此蟊贼，稼穑卒痒。”《瞻卬》亦云：“蟊贼蟊疾，靡有夷届。”这些诗句虽以虫害喻政治，但也间接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压力——当人口增长超过土地承载力时，即使是虫害这样的天灾，也会造成严重的粮食短缺。

人口增长与土地压力的矛盾，推动了土地制度的变化。西周初期的井田制以“公田”与“私田”的划分为基础，公田收入归贵族所有，私田收入归农民所有。但随着人口增长，每户农民所耕种的“百亩”之田已难以满足家庭需求。与此同时，贵族为了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不断扩展公田面积，压缩私田空间，导致公田与私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这种矛盾到西周晚期已十分突出。厉王时期的“专利”政策，即试图将山林川泽等公共资源收归王室所有，实际上是对土地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这一政策引发“国人暴动”，最终导致厉王流放。这一历史事件表明，农业剩余分配的不均与土地资源的紧张，已从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危机 。

9.3.3 社会分层与阶级分化的加剧

农业技术的进步，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化与分层。

从生产组织方式看，耦耕的实行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这种动员能力掌握在贵族手中。《诗经·周颂·噫嘻》中的“率时农夫，播厥百谷”，表明农夫是在贵族（“曾孙”）的率领下从事集体耕作。这种集体劳作的组织形式，强化了贵族对农民的支配权。农民虽然拥有“私田”的使用权，但在“公田”上的无偿劳动（助法），实际上构成了贵族对农民剩余劳动的剥削。

从产品分配看，农业剩余的高度集中，进一步扩大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财富差距。《诗经·小雅·甫田》所描述的“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与农夫“我取其陈，食我农人”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社会分层加剧的直观反映。

从社会身份看，西周时期的农业生产者被称为“农夫”或“农人”，其社会地位明显低于贵族。《诗经·豳风·七月》对农夫生活的描写，揭示了他们“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困苦处境。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异，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政治层面的——农夫在宗法等级体系中处于最底层，没有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

农业技术进步所推动的社会分层，为西周晚期的社会危机埋下了伏笔。当贵族的剥削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当土地资源的分配严重不均，社会矛盾便不可避免地激化。厉王时期的“国人暴动”，宣王时期的“料民于太原”，都是这种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

9.3.4 农业进步与制度变迁的内在关联

西周农业技术的进步，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更与政治制度的变迁形成了深刻的内在关联。

首先，农业剩余的增加，为西周分封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经济保障。分封制度的核心，是将土地与人民分配给各级贵族，使之成为地方治理的主体。如果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来供养贵族及其属下的官僚、武士，分封制度便无法维持。因此，农业技术的进步，实际上是分封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物质前提。

其次，耦耕等集体耕作方式，强化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与组织化程度。在耦耕过程中，“庸次比耦”（《左传》昭公十六年）的协作关系，与宗法制度中“大宗—小宗”的等级关系相互叠加，使农业生产成为维系宗族认同的重要纽带。《逸周书·大聚解》所谓“耦耕俱耘”，正是这种社会整合功能的体现。

第三，亩制与沟洫系统的建设，促进了地域社会的空间整合。农田中“亩”与“畎”的规整排列，不仅是技术上的要求，更体现了国家对土地空间的控制与管理。这种空间规整化，与“国野制度”中“国”与“野”的空间划分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西周政治地理的基本格局。

第四，农业技术的区域性差异，影响了西周政治格局的演变。西周统治的核心区域——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带，是黄土地带中土质最松、最适宜耒耜耕作的地区。这种农业地理优势，是周人能够以“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开发，关中地区的农业潜力逐渐耗尽，西周后期不得不向东方拓展，由此引发与东方诸侯之间的矛盾。

表9-3 农业技术进步与西周政治制度的内在关联

（来源：本章分析归纳）

9.4 本章小结

西周农业技术的进步，表现为亩制结构的完善、耦耕技术的普及、金属锋刃农具的应用以及作物品种的多样化。这些技术进步，使西周时期的农业生产达到了相当水平，支撑了井田制下公田与私田的分工模式，也为分封制度、礼乐制度的运转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农业技术的进步与政治制度的变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农业剩余的增加，强化了政治权力的集中；土地压力的出现，推动了制度的调整；社会分层的加剧，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这种互动关系，贯穿于西周政治发展的全过程，是理解西周政治制度演变的重要线索。

农业技术的进步，还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革命”准备了条件。耦耕向牛耕的过渡、耒耜向铁犁的演变、菑—新—畬轮垦向休耕制度的转变，均以西周时期的农业基础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周农业技术的进步，不仅奠定了西周政治文明的经济根基，也开启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