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社会阶层：贵族、国人、野人与奴隶
西周社会的阶层结构，是理解其政治运作、经济分配与文化认同的核心议题。本章提出以下核心假说：西周社会等级呈现出高度分明且相对固化的特征，阶层身份主要由血缘出身、政治地位与居住空间共同界定。然而，这一看似僵化的层级体系内部，亦存在着因政治变革、经济压力与军事需求所引发的流动性与结构性矛盾。本章将以文献中的阶层称谓为切入点，依次分析贵族阶层的内部构成、国人与野人的地位分野，以及奴隶群体的存在状态，进而探讨社会流动的可能路径与阶层矛盾的历史后果。
12.1 贵族阶层的构成：天子、诸侯、卿大夫
西周贵族阶层是一个以血缘宗法为纽带、以政治分封为框架的多层级权力集团。其顶端为周天子，其下依次为诸侯、卿大夫，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这一结构的合法性，既来源于宗法制度中的大宗与小宗关系，也植根于天命观念所赋予的神圣权威。
12.1.1 天子：宗法金字塔的顶点
周天子不仅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更是宗法体系中的大宗，是所有姬姓诸侯的宗主。作为“天下共主”，天子拥有祭祀上帝与宗庙的最高权力，并掌握着对诸侯的册封、征伐与巡狩之权。从《尚书·多士》所载周公对殷贵族的诰命来看，周王宣称周之代殷“出于天命”，并提出了“民主”（民之主）的理论，强调作为“民主”的君王是由天选定的，而天选定的“民主”是可以变革的，主要取决于君王的行为如何[1]。这一理论建构，使天子的权威超越了纯粹的血缘世袭，获得了宗教与道德的双重支撑。
然而，天子的权力并非绝对无限。西周政治实践中，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贵族家族的支持。正如有学者指出，西周统治并没有打破原有的血缘集团，相反，周王的王权统治非常依赖贵族家族的支持[2]。这种依赖关系，体现在册命仪式中周王反复强调“以你的父祖为榜样”（“型乃祖考”）或“继承你父祖的职事”（“庚乃祖考事”）等表达方式上[2]。这说明，天子的权力并非完全独立于贵族家族体系之外，而是在与世族的共生中得以实现。
12.1.2 诸侯：地方权力的代表
诸侯是天子分封于各地的政治实体，其身份来源于两种途径：一是同姓宗亲，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二是异姓功臣或归附的旧族。诸侯在封国内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军事与司法权力，但需向天子履行朝贡、述职、勤王等义务。从本质上说，诸侯是天子权力在地方上的延伸，但其权力亦具有一定的世袭性与自主性。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初年周公迁移殷贵族至洛邑的政策，实际上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诸侯治理模式。周公推行这种政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殷贵族发动叛乱，削除殷贵族在原住址的势力，减少他们对周朝的威胁，而且是为了利用殷贵族，作为加强周朝在东方以及分封出去的封君的统治力量[1]。被迁至洛邑的殷贵族“依然有邑有土有奴隶，有的还取得较高的官职”，而分配给封国的殷和方国贵族，同样“有邑有土有奴隶，有的还取得较高的官职”，他们多数成为封国的“国人”[1]。这种政策安排，既是对殷贵族的安抚与利用，也是将旧贵族纳入新统治体系的重要策略。
12.1.3 卿大夫：世官体制的核心
卿大夫是西周政治体制中实际承担日常行政与军事指挥的贵族阶层。他们不仅是封地内的统治者，更在王朝中央担任重要官职。西周时期的“世官”现象，即许多贵族家族世代担任王朝官员，构成了贵族阶层内部权力传承的基本模式。例如，文献中出现的召公和召伯虎、毛氏家族、虢季氏家族、微氏家族等，都曾在西周不同时期世代担任王朝要职[2]。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1号窖藏出土的微氏家族器，其铭文记载了从商末到周穆王时代，该家族曾先后七代担任王朝的史官[2]。
这种世官体制的形成，与西周重视贵族教育密切相关。根据文献记载，西周贵族学习有“小学”和“大学”两个级别：八岁入小学，“学小艺履小节”，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十五岁入大学，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学大艺履大节”[2]。《礼记·内则》则详细叙述了贵族教育的全过程，从六岁“教之数与方名”到二十岁“始学礼”，涵盖了“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内容。经历这样的贵族养成训练，青年贵族才获得了跻身王朝政治的基本资格。
12.1.4 士：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中间阶层
在卿大夫之下，还存在一个被称为“士”的中间阶层。“士”原本特指武士，春秋以后才逐渐专指文士。西周时期的“士”，既是贵族阶层的底层，又是军事力量的基本来源。正如有学者指出，西周的西六师和成周八师的甲士都来源于“士”阶层，古时作战的武装如马、车、兵甲，皆藏之贵族的府库，战时才出之以授本族士民之应军役者[3]。
从《孟子》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士阶层具有独特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这些表述表明，士人阶层既不是天生的统治者，又不是一般的庶民；他们既要与统治者结盟，在政治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又必须保持自己人格上，特别是价值观念上的独立性[4]。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行为准则，构成了士阶层独特的政治伦理。
12.2 国人与野人的地位：政治权利与经济义务
西周社会结构中，“国”与“野”的空间划分，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社会等级概念。国中居民与野中居民在政治权利、经济义务、法律地位乃至族属身份上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国野分治的制度安排，是西周统治者维护族群优越地位、控制被征服人口的重要手段。
12.2.1 “国人”的构成与政治权利
“国人”一词虽不出于西周，但当时国都所在之城市的居民，春秋以来称为“国人”，西周初期也有这样一类居民是不成问题的[3]。国中居民一般地说大都为周族本族的人，属于战胜者，身份地位较高；但也有部分被征服的旧贵族被安置于城中，成为“国人”的一部分。例如，周公分给唐叔的“怀姓九宗”成为晋的“国人”，分给康叔和伯禽的“殷民”七族或六族，也都成为卫和鲁的“国人”[1]。
国人的政治权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国人享有参与军事活动的权利与义务。西周的西六师中的“甲士”出于周族的“国人”，而成周八师中的甲士则来源于商族中的“国人”[3]。其二，国人在政治决策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国人暴动能够驱逐周厉王，即表明国人具有相当的政治动员能力。其三，国人在司法与盟誓中具有特殊地位。例如，春秋末年阳虎在鲁国专政时，“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因为“国人”原是“殷民六族”的后裔，必须在亳社结盟[1]。
12.2.2 “野人”的身份与义务
与“国人”相对，“野人”是指居住在城外尤其是郊外的居民。野中居住的，大都是非周族人，有些属于战败者、商人的后裔，其地位较低[3]。这种国、野居民族属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的根本差异。野人的主要义务是从事农业生产，承担各种赋税与劳役。从井田制度的角度看，野人受九一而助的井田制之剥削，而国人则受什一之税的剥削，两者的剥削形式与负担程度存在差异[5]。
值得注意的是，野人虽然身份低于国人，但并非奴隶。他们有自己的家庭、财产和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只是政治权利受到严格限制。他们无权参与军事活动，也无权参与政治决策。这种身份差异，在军事编制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据《司马法》佚文，西周中期以后的战车编制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其中“徒兵”来自庶人的徒隶，身份低于国人的甲士[3]。到西周末或春秋时期，又发展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的编制，甲士仍是车兵的主力，步卒则包括原来车下的甲士与新增加的徒兵[3]。
12.2.3 国野分治的制度基础
国野分治的制度，其根源在于西周分封制与宗法制的结合。周初的封建，本质上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以地域分封为手段的政治整合。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周族本族成员被安置于国都及近郊，作为统治的核心力量；而被征服的异族人口则被安置于郊外，作为被统治的农业劳动者。这种空间上的隔离，既有利于统治者的控制，也有利于维护周族的文化与政治优越性。
然而，国野分治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国人与野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一方面，战争规模的扩大导致对兵员的需求增加，野人逐渐被纳入军事体系。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流动，使得国人与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正如有学者指出，西周末年社会发展的结果，国人与野人庶民已渐混淆，国人的地位逐渐等同于庶民[3]。这种变化，是西周社会结构演变的重要趋势之一。
12.3 奴隶的身份与地位
在西周社会阶层中，处于最底端的是奴隶群体。关于西周奴隶的存在状态与数量，学界存在较大争议。但从文献与金文资料来看，奴隶确实构成了西周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其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可能不如后世所想象的那么大。
12.3.1 奴隶的来源与称谓
西周奴隶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战争俘虏。西周对周边部族的征伐，常常俘获大量人口，这些俘虏往往被作为奴隶赏赐给贵族。例如，大盂鼎铭文记载，周王赏赐给盂“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以及“人鬲千又五十夫”[1]。这里的“人鬲”即指奴隶。二是罪犯及其家属。西周法律对犯罪者常有“刑其罪人，没其家产”的惩罚，犯罪者的家属往往被贬为奴隶。三是债务奴隶。虽然西周是否存在债务奴隶制度尚有争议，但春秋时期“质刑”制度的存在，暗示了债务关系可能导致人身依附。
在金文中，奴隶的称谓有多种，如“人鬲”“臣”“妾”“仆”“隶”等。这些称谓不仅反映了奴隶的不同来源，也体现了他们从事的不同劳动类型。例如，“臣”多指家内奴隶，“仆”可能指驾车或从事杂役的奴隶，“隶”则可能指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劳动的奴隶。
12.3.2 奴隶在劳动中的角色
西周奴隶在劳动中的具体角色，需要谨慎评估。从现有资料来看，奴隶主要被用于家内服务、手工业生产和部分农业生产。在王室与贵族的府库中，奴隶从事器物制造、纺织、酿造等手工业生产。在贵族家庭中，女奴（“妾”）从事家务劳动，男奴（“臣”）从事护卫、驾车等杂役。
然而，西周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并非奴隶，而是“野人”或“庶人”。正如前文所述，井田制度下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具有相对独立身份的庶民劳动者。奴隶虽然也参与农业生产，但并非主要力量。这一论断，与先秦文献中“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等描述集体劳动的记载相一致——这些劳动者主要是庶民而非奴隶。
12.3.3 奴隶的社会地位与法律保护
奴隶在西周社会中处于最底层，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被主人买卖、赏赐甚至处死。然而，西周法律对奴隶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例如，周王在册命铭文中常常强调对奴隶的管理要“慎刑”“勿虐”，这反映了统治阶层对奴隶反抗的警惕，也体现了西周礼制对极端暴行的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时期“士”阶层与奴隶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士是“国人”的一部分，享有政治权利和军事义务；而奴隶则是“非人”的存在，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这种区别，在西周军事编制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甲士来源于“国人”中的士阶层，而徒兵则来源于庶民甚至奴隶。
12.4 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与阶层矛盾
尽管西周社会等级呈现出高度固化的特征，但并非完全封闭。在特定条件下，社会流动是可能发生的。然而，这种流动的渠道极为有限，且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社会矛盾。
12.4.1 向上流动的渠道
西周时期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军功。在西周对外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国人甚至野人，可能获得赏赐、土地乃至贵族身份。其二，政治服务。在王室或诸侯国中任职的“士”，如果表现出色，可能获得升迁，进入卿大夫阶层。其三，联姻。通过婚姻关系，低阶贵族或士人可以与高阶贵族建立联系，从而提升自身地位。其四，文化教育。通过接受贵族教育，“士”阶层可以获得进入政治体系的机会，正如前文所述，西周贵族教育是培养政治精英的重要途径。
然而，这些流动渠道的开放程度是有限的。世官制度的存在，使得高层职位主要被少数贵族家族垄断。正如有学者指出，西周时期“在王朝政治中处于显要地位的诸世族”，在早、中、晚期分别为周、召、毕氏，毛、井、虢叔氏，毛、虢、荣、南宫、召氏等。这种世族垄断政治权力的格局，严重限制了社会流动的空间。
12.4.2 向下流动的风险
与向上流动的有限渠道相比，向下流动的风险则更为现实。西周贵族阶层面临着多种可能导致地位下降的因素。其一，政治斗争失败。在王室内部或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可能被剥夺爵位、封地，甚至被贬为庶人或奴隶。其二，经济破产。由于赋税负担、战争消耗或管理不善，一些中小贵族可能失去土地，沦为普通国人。其三，宗法秩序的瓦解。随着宗法制度的松弛，一些小宗可能脱离大宗的控制，失去原有的政治保护。
《孟子》中“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的比喻，生动地揭示了士阶层对地位丧失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在春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钱穆先生曾盛赞春秋时期贵族文化的灿烂，认为“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但战国的政治家则“奉行实用主义策略，只看结果，不论手段”[6]。这种变化，正是西周贵族阶层逐渐瓦解的历史写照。
12.4.3 阶层矛盾与国人暴动
西周社会阶层之间最剧烈的矛盾，莫过于国人与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这一矛盾在西周末年以“国人暴动”的形式集中爆发。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具体说来，可能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山川林木渔猎之利统归王室，二是加重对普通农民的剥削[5]。厉王的“专利”引起国人强烈不满，在“民不堪命”而指斥厉王的暴虐时，“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5]。
公元前842年，国人暴动，袭击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太子静匿召公家被国人包围。这次暴动波及甚广，“乱生不夷，靡国不泯”，“自西徂东，靡所定处”[5]。据宣王时器所载，参加暴动“逐厥君厥师”的有“邦人、正（政）人、师氏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公卿惧诛而祸作”，《荀子·成相》说“郭（虢）公长父之难，厉王流于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可见这是一次有广泛社会阶层参加的行动[5]。
这次国人暴动，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过去成汤、周武以诸侯伐暴君者不同，前此汤、武伐桀、纣为贵族的革命举动，而此次国人放流周厉王则为被剥削阶级的人民革命[3]。它表明，当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超过社会承受极限时，被统治阶层——尤其是具有政治动员能力的国人——有能力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暴政，迫使政治权力进行重新配置。
12.5 阶层结构的文化表征：赋诗与贵族精神
西周社会阶层结构不仅在政治、经济层面得到体现，更在文化层面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春秋时期盛行的“赋诗”活动，正是贵族阶层文化认同与身份区隔的典型表征。
12.5.1 赋诗作为贵族文化的存留
钱穆先生曾盛赞春秋时期贵族文化的灿烂，认为“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6]。赋诗活动正是这种贵族文化的重要体现。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的外交场合中，贵族常常通过赋诗来表达意见、解决纠纷，甚至“赋一首诗，写一封信，而解决了政治上之绝大纠纷问题者”[6]。
这种赋诗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礼仪制度的演变。西周初期，诗歌作为乐章乃是礼乐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诗歌功能的演变，在正式的礼仪节目之后的“无算乐”渐渐发展起来，并由此导致了“变风”“变雅”的勃兴。这种“无算乐”的进行方式，最初是出于娱乐目的的“点戏”行为，后来渐渐脱离宴享娱乐的范围，演变为一种借诗歌之意来表达意见或情绪的方法[6]。
12.5.2 赋诗与贵族身份认同
赋诗之所以能够成为贵族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在于诗歌原来所具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6]。西周的礼仪制度具有确定贵族身份的政治意义。贵族之所以是贵族，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地位之外，还必须有着日常生活方式上的特殊性。周公的制礼作乐使西周的统治阶层成为真正的贵族，这个贵族阶层直到春秋中叶之前一直是社会主流文化的承担者。
《左传》记载了六十余次赋诗活动，除了齐大夫庆封的茫然不知，以及卫国的宁武子、鲁国的穆叔曾因主人的赋诗不合礼制而不拜谢外，并无其他理解有误的情况[6]。这说明，在当时贵族生活的文化空间中，诗歌真的成了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成了人们彼此沟通的重要方式。庆封之类的贵族因不懂得这种交往方式而受到轻蔑，就是因为有损这种贵族的身份。
12.5.3 阶层分化在文化上的反映
赋诗活动的存在，也反映了西周社会阶层在文化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只有受过系统贵族教育的成员，才能熟悉那些诗歌文本，才能理解“赋诗明志”的通则。这种文化上的垄断，与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贵族阶层的社会优势地位。
然而，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结构的剧变，这种贵族文化也逐渐走向衰落。孟子的“诗亡”之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味：它象征着贵族阶层的灭亡，此后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的，基本上都是“流氓加政客式的人物”[6]。这种变化，不仅是政治权力的更迭，更是文化价值的断裂。
12.6 章节小结
通过对西周社会阶层结构的系统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西周社会等级呈现出高度分明且相对固化的特征。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国人、野人、奴隶，形成了一个由血缘、政治、空间三重维度共同界定的等级体系。每一阶层都有其特定的政治权利、经济义务与文化表征，阶层之间的界限相对明确。
第二，贵族阶层内部存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流动机制。天子虽为“天下共主”，但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贵族家族的支持。世官制度使得高层职位主要被少数家族垄断，但军功、政治服务、文化教育等渠道也为有限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
第三，国人与野人的分野构成了西周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国人享有政治权利与军事义务，是统治阶层的重要社会基础；野人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承担赋税与劳役，政治权利受到严格限制。这种国野分治的制度安排，是西周统治者维护族群优越地位的重要手段。
第四，奴隶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但并非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西周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野人”而非奴隶。奴隶主要被用于家内服务、手工业生产等劳动领域。
第五，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有限，阶层矛盾却十分突出。国人暴动作为西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深刻揭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当统治者的剥削超过社会承受极限时，被统治阶层有能力通过集体行动推翻暴政。
第六，阶层结构在文化层面得到了独特的表达。赋诗活动作为贵族文化的存留，既是贵族身份认同的体现，也是阶层区隔的文化表征。其衰落象征着西周贵族阶层的历史终结。
总之，西周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由血缘、政治、经济、文化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复杂体系。这一体系既维持了西周王朝长达近三百年的统治，也内含着导致其解体的结构性矛盾。理解这一阶层结构，是把握西周社会整体运作逻辑的关键所在。